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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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
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
②
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总之，魏忠
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17世纪20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
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
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
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
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
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50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
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按常规
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3000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
近16000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
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
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
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
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
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
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
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
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
当。①
1621年2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1572—1645
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
②
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
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
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
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1621年夏，她和魏忠贤
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
② 夏燮编： 《明通鉴》＇210＇ （约1870 年；重印，北京，1959 年）；4，第2953 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
编：《明史》＇41＇ （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291，第7454—7456 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
略》＇271＇ （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第34 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
10，4 （1969 年），第211—233 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 （1658 年；重印，4 卷，载 《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上海，1936 年；影印，台北，1956 年），4，第24—36 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76—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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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
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
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 （1583年进士，
1628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
③
击。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
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10月1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①
燝、韩爌（约1558—约1637年）、叶向高（1562—1627年）为首辅，也是
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1621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1562—1626年）、赵南星（1550—1628年）、刘宗
周（1578—1645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1546—1629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年），在
①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22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
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
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
难性的。
东北边疆的事态发展，1620—1626年
③ 《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250 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302—303 页。
① 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
1957 年），第132—162 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
14 （1949—1955 年），第1—163 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
子》＇526＇，载《代达罗斯》，101 （1972 年春季），第35—70 页；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
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
243，第6301—6306、6315—6316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459、1312—1314 页。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 页。
② 见第9 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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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军事是晚明中国的一个已经确立的原则，而万历和天启朝的党
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务。在天启朝，这类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杰出的军事
②
战略家熊廷弼（约1598—1625年）。在满洲人于1619年4月击败一支中国
③
和朝鲜的联合远征军之后，熊曾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明朝军队在东北地区的
最高指挥官）。他在担任经略的第二年，逐渐改善了防务，恢复了军队的士
气。然而，他的谨慎却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视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
在长期和充满争论的官场生活中到处树敌。1620年10月，他被撤去经略的
官职，由他的一个部属袁应泰（约1595—1621年）代替。④
袁是一个杰出的文职人员，但缺少军事经验。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用蒙
古部族成员补充辽东的中国军队，这些蒙古人是为了躲避饥荒和满洲人的进
攻而逃到明朝边疆的。1621年春，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紧要关头叛逃。
由于他们的帮助，满洲军队在1621年5月4日占领了战略城市沈阳，几天以
后又陷总部所在地辽阳。袁和几个官员宁愿自杀而不肯投降；他的其余的同
事均战死。夺取辽阳后，满洲军队就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属于明朝的领土。
虽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军队要比他们那时看
⑤
起来弱小得多， 但中国军队的拙劣表现使朝廷陷入一种近乎惊慌的状态。
1621年5月16日，北京宣布戒严，援军被仓促派往前线。皇帝周围的人纷
纷献策，特别是建议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顾激烈的反对 （其中许多来自反东
林方面），同意了这个建议，熊于7月24日再次成为辽东经略。不过，这时
他的总部设在山海关，这个战略要道在长城的东端终点，距京师仅有175英
里。许多在上次参与促成熊的免职的官员被降级、调离，或者，像一个坚决
反对东林的人那样，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与该地区的新巡抚王化贞（1613年进士，1632年去世）
①
不能很好合作，王驻在山海关和辽河之间的广宁。这两人在战略上不一致：
熊廷弼想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御性战略；王化贞坚持要反攻。当王的一员将领
②
毛文龙（1576—1629年）9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