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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部分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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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 
  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 
  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 
  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 (1551—1635年)的支持,①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 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 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 页;《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 页。 
④ 传记见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 页。 
⑤ 传记见 《明史》'41',240,第6238—6242 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  (约1653 年;北京,1958 年重印),5,第5177 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 

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 (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 年',第3 卷),第244—321 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  (1815 年;台北1971—1972 年重印),5,第3874 页;李雅各:《英译 

七经》'309'  (1870 年,香港1960 年重印;第2 版,台北,1969 年),第124—125 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 《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  (斯坦福,1966 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 

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 Page 375…

  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1621年12月,他的 
  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 
  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 
  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 
  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1632年,在 
  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 
  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1618至1621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 
  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1623至1624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 
                                                        ② 
  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 
  并利用了它。 
                                                                      ①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1563—1638年)被任命为蓟辽经略, 
  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 
                                        ① 
  部属袁崇焕 (1584—1630年)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 
  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1625年11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 
  以北120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 
  战中受伤,并于1626年9月30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 
  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1626年下半年不像1622年3月那 
  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 
  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1621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 
  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 
                              ② 
  省城成都被围102天。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 
  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 
  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 
                                       ③                                               ① 
  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 那里 

② 魏忠贤传见 《明史》'41',305,第7816—7825 页,和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 页。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  (安阿伯,1968 年)。 
① 《明史》'41',305,第7816 页。 
① 乔治·H。邓恩 (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 

的故事》'148' (印度,诺特丹,1962 年),第86 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 
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 年)》'269'  (图森,1961 年),第12、80 页,注'9'、 
'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  (崇祯'1628—1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968—971 页。 
③ 《明通鉴》'210',4,第2975 页,和《明史》'41',246,第6380 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 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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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1621年11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 
  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1622 
  年6月,一支有8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1000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 
  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 
  去,至7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 
  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1622年9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 
  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10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 
  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1623年10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 
  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1624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 
  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 
  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 
                  ①                                                           ② 
  他许多地方。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 白银产 
  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 
  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 
  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 
                                ③ 
  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 
  商业往来。 
       在1621至1627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 
  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1622年,现今 
  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12000多人。 
  1623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 
  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1624年8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 
  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 
  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 
  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483—485、1567—1570 页。 
① 《明史》'41',255,第6574 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 

页和255,第6573—659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 
'271',第532—533 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 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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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1622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 
  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 
  镇压控制他们。1621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 
  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 
  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 
  难。 1622年6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 
  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 
  成功。7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8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 
  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50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 
  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 
  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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