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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经济解释 张五常-第53部分

小说: 经济解释 张五常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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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代的经济发展学说起于一九四八年,蜜蜂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出现,而在那学说中社会与私人的成本或利益的分离是个重要话题。这样,蜜蜂及其它几个例子就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在讨论这个不幸的发展之前,我要先说一个闲话。
    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有世界苹果之都之称的Wenachee市一带作了养蜂与果园的实地调查,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于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其结论是,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我调查了不同的季节(春季需要花粉传播服务,夏季盛产花蜜)与不同的植物(服务的需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租用蜜蜂服务以每箱算,金钱租值是以花蜜回报少为高,花蜜回报多为低,而同一季节,不同用途的平均租值(服务收费加花蜜所值)大致一样。在夏天,不用服务但有花蜜回报的,租值是负值(蜂主要交租给园主,也是每箱算)。
    这篇推翻米德的蜜蜂例子的文章是意外的收获。学术生涯四十年,只有这一次,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发表了一篇数十年来常被引用的文章。这可见研究的回报,也要论碰巧。我幸运过一次,但远不及高斯的音波频率研究那样幸运。这是后话。
    回头说经济发展学说与蜜蜂的关系,就没有那样幸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上美国非常富有,而落后的贫穷国家所在皆是。落后之邦怎样才会有可观的经济发展,才可以不向美国乞怜,是热门的话题。洛克斯(R。 Nurkse)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落后国家积聚财富的困难》(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经济发展学说就兴起了,极盛大约十五至二十年。
    这发展学说的重心问题,是政府要鼓励哪一种投资才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率。答案的一个重点,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要重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而不单顾私人的成本与收益。一项私人的投资,要注意的是没有算在私人成本之内的对社会的损害,或没有算在私人收益之内的社会收益。
    想当年,什么要算什么要不算是复杂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社会是个人之外,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为界外效应(externaleffects或externalities)之说。界外的话题始于马歇尔。分析成本,一家工厂的生产成本下降,可能使这工厂之外的其它厂商的成本也下降;一家工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可能使其它厂商的成本上升。这是有名的external economies与externaldis economies,不一定牵涉到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或收益有所分离。
    哪一种界外效应有社会与私人的分离,哪一种没有,是令人头痛的分析。据云:技术上的界外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有分离,金钱上的界外效应(pecuniary externalities)没有。但什么算是「技术上」,什么算是「金钱上」,又吵个不休。到后来,单是技术上的界外效应就有几十种!
    是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日子中高斯拦途杀出,提出了后来有口皆碑的高斯定律。
    (《经济解释》之六十九)
    第四节:高斯的音波频率
    高斯是个幸运的大思想家。五十年代因为经济发展问题而大兴土木的界外效应争议,他没有参与,有关的文章也少读。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界外效应的话题上高斯是个旁观者。是的,有些科学上的问题,知得越少越有利。更幸运的是他无意间遇到了一个奇特的实例,使他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的问题。
    高斯出自伦敦经济学院,二十一岁到美国游学一年,其间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两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六年后(一九三七)发表的、四十多年后才被重视的关于企业的本质的文章。一九九一年获诺贝尔奖时,该文是被提及的二文之一。在诺奖演说中,高斯说:「在八十多岁因为二十多岁时写的文章而获奖,是奇异的感受。」
    留美一年之后他回到英国任教职,研究的兴趣集中在垄断的话题上,对政府支持的垄断是他的专长。他调查过英国的邮政局的史实发展,但主要的研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专利。高斯在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的水牛大学任教职,其后转到维珍尼亚大学,最后转到芝大。没有博士衔头,到美国任教不便,他以几篇文章申请,获伦敦大学颁予科学博士,是荣誉性质的衔头。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的戴维德写介绍信,高斯在美国就找到工作了。
    到了美国,高斯的研究还是广播的垄断专利。在美国,管制广播权力最大的是「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问:这庞大的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追查历史,知道这委员会的前身是「电台传播委员会」。后者的诞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岸波士顿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一去数天,家人与海上的渔船联络,报天气、问平安等,是以无线电机传达的。问题是多艘渔船出海,好些与家人联络时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而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报出不实的天气讯息。「电台传播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要管治这混乱的情况。后来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扩张,最后变成为「联邦传播委员会」,管治美国的所有传媒。
    一九五九年初,高斯为音波频率混乱的问题写了《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munications mission)一文,寄到芝大的《法律经济学报》,要求发表。该学报当时的主编是戴维德。后者一读来稿,惊为天文。然而,芝大的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文内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错了,不修改就不应该发表。但高斯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改。戴老说众多高人说要改,高斯的响应是既然那么多高人关注,就是错了也一定是错得有趣,应该发表。书信来回几次后,戴老与高斯协议,文章发表,但高斯要在发表后到芝大澄清他坚持的观点。
    音波频率的混乱,互相干扰,是难得一见的绝妙实例。看来与工厂污染邻居类同,但音波频率的互相干扰却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别。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火车损害谷稻,火车坏,农民无辜。蜜蜂采蜜不付钱,园主好,蜂主坏。河的上游污染下游,上游坏,下游无辜。永远是一坏一好,坏的要赔偿给好的或无辜的,顺理成章,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但音波频率的例子,是你干扰我,我也干扰你,没有好坏之分。不用考虑谁好谁坏、谁对谁错,音波频率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看世界。我损害你,但同时你又损害我,那应该是由谁赔偿给谁了?
    高斯在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一段有趣的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对话,是一位议员在聆讯中质疑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总裁。该议员问:「广播的频率为什么不公开竞投,价高者得,使纳税人多得利益?要是政府将一块土地给你畜牧,政府是会收费的,但为什么土地收费而频率不收费?使用空间收费为什么不合理?」总裁的响应,是这观点新奇,他从来没有想过。高斯之见,是这新奇观点新于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A。 Smith),资源(频率)的使用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指导的。
    完全看不见的音波或广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而其使用可在市场成交,于一九五九年提出来不仅新奇,而且有很大的感染力。我作学生时读到,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了好几晚:如果看不见、摸不的空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世界上还有什么物品不可以界定为私产呢?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是相当肯定的。
    回头说芝大的众多经济学大师反对《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的一个重点,是高斯提出了另一个例子与分析。高斯说如果一块地用作种麦,又用作停车,其混乱与互相侵犯,与音波频率在空中互损一样。频率的混乱例子既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车辆停在农地上,损害了农产品,也没有好坏之分了。农地若因为种麦而不准停车,是种麦者损害了停车的人。是要谁赔偿给谁呢?
    高斯的答案,是要看产权谁属。要是农地是种麦者的私产,那么要停车的大可付费给种麦者,付费够高就买了损害种麦的权利。反过来,如果地权是停车者所有,那么要种麦的大可给停车的一个租金,把车辆赶出地外。高斯之见,是停车与种麦的混乱,车停在麦田上,是因为土地不是私产的结果。这是说,混乱与互害是因为产权没有被界定为谁属。如果产权被界定了,不管谁属,市场的交易会导致土地价值最高的用途被采用,不会再有混乱的情况。在这例子之后高斯的一句结论清楚而重要:「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
    我们今天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当年作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学重镇的芝大,其代表人物会一致地反对高斯上述的分析。我认为成见是主要的困难。我种植,你把车子停在我的农作物上,怎可以不赔偿给我?当年不容易看到,我不准你损害我的农作物,是损害了你。更不容易同意的是要我赔偿给你,请你把车子驶出农地。
    戴维德一字不改地发表了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作为五九年那期的首篇,交换的是发表后高斯要到芝大澄清他的观点。高斯反对作公开讲话,所以研讨是在戴维德之家晚饭后举行。是一九六○年的春天,戴老请了当时在芝大的最优秀经济学者,名单如下: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Arnold Harberger,Reuben Kessel,Gregg Lewis,John McGee,Lloyd Mints,George Stigler,加上戴维德及高斯,共十君子。
    这是不容易想象的高手云集,晚饭后在戴老家中激辩了三个小时,到最后还站不倒的只有高斯与佛利民。那是后来被公认为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辩论,大名远播。当晚在场的十君子我认识八个,得到一手的资料,曾经在New Palgrave经济学百科全书发表《高斯》时作过陈述。这里本来不应该再谈,但该辩论是重要的一页经济思想史,中国的读者是应该多知一点的。让我从几个当晚在场的人的回忆说说吧。
    麦基(McGee)的回忆,是当晚饭后高斯首先问:一家工厂污染邻居,工厂要不要赔偿?或政府应不应该抽工厂的税?所有在坐的人都说要的或应该的。但高斯反对,说不一定,可能邻居应该赔偿给工厂减产。激辩开始后,高斯提出畜牧与种麦的例子(见下节),夏保加(Harberger)搬动椅子造栏杆,阻止牛群吃麦。(高斯不记得有搬椅子的事。)最后所有芝大的人都错,对的只有高斯。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把整个芝大打败,惊心动魄。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老之家时,互相对望,自言自语地说将来可以为历史作证。
    史德拉的回忆略有不同。辩论到半途,佛利民突然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高斯一个人还站。史氏认为当晚的辩论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一个大损失。
    嘉素(Kessel)在辩论前反对高斯最激烈。他的回忆是该晚回到家里,意识到高斯是史密斯后对经济体制认识得最深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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