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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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看材料，整个面孔激动得通红，他狠狠地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里，大声说：“你回去告诉康生和伯达、江青同志，让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详细地了解学生娃娃们受打击、遭迫害的材料，同时告诉学生们，北大6·18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让他们坚决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行径。”
张春桥很沉静地问：“是不是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告诉中央？向少奇、邓小平、总理作传达，以便执行。”
“不需要，”毛泽东很果断地说，“让他们只作调查。现在北京的那些灭火队正在兴头上，索性让他们充分表演一下再说。我刚收到江青转来的一份落款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写得漂亮极了！你看这段活写得多么好：‘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人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看这话说得多么好，像不像北京的那些大老爷们？”
“像！非常形象！”
“听江青说，这些红卫兵组织也受到压制，不被承认，甚至被视为非法。”毛泽东说，“公民们有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非法？我准备回到北京后也参加红卫兵，看他们哪个敢镇压？”
“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非得主席出来扭转局面。”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神情格外严峻。
乘毛泽东深思的时候，张春桥四下观看了一下他住的房间，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房间的茶几上整整齐齐摆放着未开封的中华烟，显然是宾馆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预备的，但他只抽自己随身带的烟，当张春桥要动茶几上的烟时，被毛泽东制止了，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递给张春桥一根，说：“那是公家的，我从来不动，你是我请来的客人，理应抽我的，我们应该公私分明嘛。”
张春桥说不上是感动还是吃惊，怔在那里好半天才连连点头：“主席说得对，主席说得对，您处处事事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听了，很不以为然。他似乎随口问道：“今年七月一日的党的诞生纪念，你们写什么文章了吗？”
张春桥忽然想起一件事，急忙说：“伯达同志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社论原稿有‘像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时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少奇同志在审稿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他和小平同志还把原稿中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这类话都删去了。伯达同志很气愤，报告了江青同志，请示您看怎么办？”
“小人之见！”毛泽东说，“告诉江青和伯达，让他们今后不要在这类小事上作文章，这样会适得其反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只要求他们必须承认和尊重马列主义的原则。要在原则问题上作文章。”
“主席，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派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这就是原则之争，牵扯到执行哪个路线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我在滴水洞住了十多天了，该出去看看了。”
九
与北京那种沸腾、杂乱、吵吵闹闹的气氛相反，大连避暑地的气候却凉爽宜人，风清云淡，那海水和湛蓝的天空相映衬，棉絮般的云朵在空中和水上飘荡。
林彪和叶群早早就离开了毛家湾，在大连那座特地给他们修建的避暑区域的小楼里休息、散步，更多的时间是看材料、打电话，研究和了解北京文化革命的形势。那块鸟语花香、绿得深沉迷人的地方绝非是供游览之处。卫兵在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两辆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声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海边的那幢非常漂亮、典雅的小洋楼。
空军司令吴法宪和保卫处处长雷洁奉命赶到这所漂亮的住宅时，林彪和叶群正在办公室里修改他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来的正好，”林彪说，“你们帮着一块儿提提意见，看看我的讲话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两年里，林彪多次找吴法宪，听取解释或分析军委、总参的事件、人事背景和可能的反响、甚至捉刀代笔，让他抄一些攻击别人的揭发材料，吴法宪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看起来，这位国防部长又要放几颗政治卫星以便扩大影响了，要不就是对其他人的反对意见给以反驳。有好几次，在军内问题上他都非常重视吴法宪私下里出的主意。
“我、我觉得林总的讲话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全面，中心当然是防止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的问题。多少年来，像这种专讲政变的讲话，我还不多见，林副主席的确是个创造，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吴法宪坐下来一边察看林彪的脸色，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赞美之词，“五月会议之后，军队同志讨论林总这个讲话时，许多人都称林总是政变专家。”
“政变专家？”林彪脸一红，哦，大概背后也有别人在这样叫他吧，是褒还是贬？天晓得。1959年到60年代初的两年期间里，他在反彭德怀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大抓突出政治和强调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才使自己在中央站稳脚跟，后来，他也不是得到“杰出的政治家”的雅号么？
相比起来，把他称为“政变专家”太不准确，也太容易引起误解了；难道他林彪一天价研究的是政变么？不，是反政变，把他称为反政变专家也不错么！
林彪一笑，慢吞吞地说：“这几年我研究的是反政变，干的也是反政变，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么。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们对付的主要是中央机关，重点是最高层。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毛主席天天找人谈话，调兵遣将，防止有人突然袭击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主席在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所以，毛主席才是真正的防止政变的专家。”
“这下可好了，挖出了四大家族，我们可以安稳几年了。”
“我看你在政治上很不敏感，也是个马大哈、糊涂虫！”叶群冷笑着插话说，“这几年要不是我们经常提醒你，帮助你，说不定早栽进罗瑞卿这些人的泥坑里去了。这次林总把你和雷洁找来，就是给你们打招呼，防止你们再跟错人。”
吴法宪其实并不迟钝，而且精灵得很，他立刻听出了话外音，打了个激灵说：“那当然，那当然，我吴法宪一辈子跟定林总，保卫林总，字字句句地听林总的吩咐。”说完，那双肉泡眼眯成一条缝，静静地等候林彪的指示。
这位51岁的空军司令员，生就一副魁梧而又胖得出奇的身材——宽宽的脊背像块厚实的案板，两只胳膊像两根椽子，两腿像两根柱子，只可惜个子矮了些。在这恒温27度的室内，他上身穿着单军装，手中摇晃着扇子，还是热得满头大汗。
“我可以告诉你，彭罗陆杨后面还有人！”林彪似乎漫不经心，但字句非常明确地说。
吴法宪立刻紧张得浑身颤抖起来：“林总，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好有所准备，不然这些人一旦作乱起来，我没有精神准备怎么成？不是等着犯错误吗？”
林彪笑了笑，问：“你们空军在北京大专院校派没派工作组？”
“可能有，但不多。”
林彪立刻变了脸：“要赶快撤！今天就往北京打电话，立即撤出工作组。不要参与北京布置的那套打击革命师生的活动。我看了很多材料，得知北京正在开展‘抓游鱼’、‘反干扰’的活动，在学生中搞什么‘反右活动’。曹获秋、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也在上海、西安、兰州、武汉整学生、整群众，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反对这样搞。”
“我可没有参与工作组的活动。”吴法宪急着赶快辩白，“我在司令部里不分管这类工作，我回去马上传达林总的指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林彪摇摇头：“不，你不要总是打上我的旗号，把我推在第一线嘛。要看到，目前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一两个人，是处处抵制毛主席的，为什么毛主席迟迟不回北京，就是因为对他们有看法。”
吴法宪心里打了个沉，两眼“刷”地变亮了：“你是指邓小平？”他知道林彪多年来对邓小平很不满意，经常说他的坏话，所以壮着胆子冒了出来。
“邓小平只是个二把手，这个集团的总根子是刘少奇。”林彪朝着吴法宪挤了挤眼，“实话告诉你吧，毛主席很快就要布置召开全会的工作了，重点就是要纠正派工作组的错误。昨天，不，是前天，主席和我通了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主席、江青和文革小组一直在搞调查研究，掌握了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估计主席这几天就要回北京，这下就有好戏看了。”
“林总，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等林彪回答，叶群凑过来又插上了话：“看你多官僚！我早就给你打过招呼，要你注意他们在罗长子问题上的行踪，你根本不给我们报消息。其实，刘少奇6月27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只轻描淡写地把他说成是对权力‘不满足’，‘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部的工作，不听别人的意见’，同时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林总。他还污蔑毛泽东思想，说‘马列主义不是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这些话都是很有问题的。”
吴法宪立刻意识到他们又要让他扮什么角色了。牙帮子不禁打起架来，那种苦涩滋味，重又泛上心头：“不过，我、我的地位和刘主席相差太大，又不和他往来，他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不像罗瑞卿或多或少还知道些。”说完这几句话时，他又打了几个冷颤。
“又不是让你上杀场你害什么怕？”叶群用嘲弄的语气说，“如果武松在景阳岗上打的是一只死虎，他能成了英雄吗？”
“让我想一想，叶主任，让我回去先想想。”
林彪慢悠悠地又开了口：“罗瑞卿在和我谈话时，总是说得非常好，转过脸去又是一副面孔。直到他出事以后，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3月12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千方百计地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准备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