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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中国第一冤案-第13部分

小说: 中国第一冤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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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除了鸡吃米似地连连点头外,再没有别的选择。
  叶群笑了:“其实,刘少奇公开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很多,你只要选上几段略加批判,表表态就行了。这个时候站出来表态,你就是英雄,晚了以后只不过是随大流罢了。”
  林彪找出几份文件,全是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和记录,上面画着红杠杠和批语,吴法宪认出那全是林彪的手迹。
  “你看,刘少奇在1964年给江渭清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不是向职位高的入学习。’这是露骨地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他早在1941年答宋亮的信中就说过:‘中国党有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这话的根本含义是否认毛主席的著作是伟大的,这些东西还想塞进他的选集里,这种选集一出来就离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不远。”林彪连说带比画地说。
  “好了,谈话到此结束。”叶群以当家人的口吻布置道,“先吃饭,吃完饭后稍加休息,然后接着给主席写信。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瘦削的林彪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等吴法宪在一本便笺簿上作了些笔记后,他站起身来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警卫员进来,领着吴法宪和雷洁走出去。
  又经过一个下午,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便起草出来了,信的语言相当尖刻而深沉。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通过学习林彪同志的5·18讲话,我才深深认识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到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险恶和阴毒。我不得不向主席提出忠告: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确确实实是两个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人物。
  他们在中央的各项会议上互相吹捧,就是不提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相反,他们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竭力排挤、打击和进行明里暗里的污辱。
  他说:“不做工作的人就是最大的错误,林彪同志身体不行,彭德怀同志还可以当国防部长”,公然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不是比《海瑞罢官》更为恶毒和直接吗?他还在各种讲话中贬低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信的署名当然是“吴法宪”了。
  前一天下午,各种工作的注意力就如旋风一般地集中在国务院总理的身上。办公室在一天之内就同时收到了北大、清华、地质学院、北师大等20多所大专院校的措辞十分紧急的报告,内容都是要求驱赶工作组。
  其中清华大学一位叫蒯大富的学生接连贴了几份《致叶林》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组长叶林承认错误,不然他就要进行绝食。周恩来立即派出联络员去了解情况,由于缺乏不容置疑的消息,连总理也很难迅速作出决断。他皱着眉头对联络员说:“你要工作组想法劝阻那位学生不要绝食,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每一个学生都采取这种办法解决问题能行吗?”两位联络员都用彬彬有礼的语言向工作组转达了总理的意见,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来自学校的控诉信和报告还是飓风般地飞到国务院办公厅里。
  “伯达同志,你看该怎么办呢?”焦急不安的周恩来驱车来到钓鱼台,同康生等商量问题,“你们是不是配合工作组去做做学生们的工作,像这样混乱不堪的局面怎么收拾呢?”
  陈伯达尽管在总理面前不敢放肆,但他的神态是很轻松的:“我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过好几次建议了,这就是撤出工作组,你们都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
  “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有分歧。”周恩来忧心忡仲地说,“就连你们中央文革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像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还有陶铸同志,都是不主张撤工作组的,所以,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一下,求得意见的统一。我建议你们去清华看一看,劝那个叫什么大富的学生停止绝食,这样影响很不好嘛。”
  “这我可作不了主。”陈伯达故意为难地摊开两手说,“学生绝食这是工作组逼出来的。已经死了好几个学生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清华是刘主席的点,我怎么能去那里插手呢?”
  周恩来从头凉到脚,他知道现在除了自己亲自出马外,其余的人都已经靠不上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们都下去,那只好我去了。不过,我请你给毛主席通一次话,恳求主席迅速回来主持工作,现在中央的两种意见到统一的时候了,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把中央的这几种力量统一起来。现在各自为政,无论是正确的意见或错误的意见都难执行下去。”
  这时,王力在旁边插话问:“毛主席现在还在韶山的那个滴水洞里吗?”
  “不,已经到武汉了。”陈伯达显得非常潇洒、得意。“主席昨天和我通了活,让我把这几天的运动情况写一份报告派人送去。我说总理哪,你就放心吧。主席什么情况都了解,有些事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老人家就知道了,而且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
  周恩来给陈伯达使了个眼色,陈伯达站起来,和周恩来一块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这里没有任何人,便于密谈。
  “你知道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吗?”周恩来问。
  陈伯达打了个沉:“信好多呢,你指的是哪一封?”
  “就是7月8日的那一封信,信十分重要,是谈论党内极其重要的大事的。”周恩来本想和他商量一些卡,但看他那个神色,立刻判断出他不知道那封信,于是马上刹住话头,改口问:“江青同志也没回来过吗?”
  “没有。”陈泊达说,“不过也快回来了,她给我们捎过话,最近几天是要准备回来的。总理,我看有些事也只有等她回来后才能决定。我们准备分头到几所院校去了解一下情况,不然的话,不好决定问题啊!”
  周恩来知道他这是打官腔,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打这种官腔,而唯恐担负什么责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
  
  十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整整1小时零5分,才上了汽艇,得以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私下里进行交谈。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秀才书记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他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能游程近30华里!”王任重说,“游了1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于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7月8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悟、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人民万岁!”
  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严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不是说我把形势估计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而感到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很快收了起来。这位秀才书记便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王任重走后,毛泽东伏在台灯下,再一次思考起湖北的文化革命和王任重这个人来。
  王任重现年49岁,河北省景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位学生牌的基层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地委书记、行署副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新中国一成立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接着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刚调中央,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令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王任重在1954年夏季担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的时候,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特大洪水,几天几夜战斗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受到了群众的好评。1958年他又参加了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研究工作,成为一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省委书记。因此,他得到了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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