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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

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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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哥给他要硫酸(没有说明原因)。要硫酸后六天至七天,大队把王茂新媳妇(武芳)叫回来。  

(出事那天,三个嫂子和兄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  

大约九至十时左右,王农业给我三个嫂子说,进去把武芳袱(关中方言,即裤子)脱了去。(105)  

那么,用酸烧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  

偶然间,几乎可说是途中邂逅,卢跃刚遇到了一个曾与那丈夫关在同一监号的人,他告诉该书作者:  

王给我说,他估计他在“忙前忙后(关中方言,指麦收前后)就可回家”。听了这话后,我说,“你可能不的(得)回家。我在家听人说,你把你妻子烧得很厉害。”王说:“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给我办哩。”我说:“他为啥要给你办哩?”王说:“我给你说了,你不要给别人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干部看不惯。我用硫酸烧我妻子是农业教我的办法。我拿不住,弄得厉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烧我妻子时,是农业拉灭了电灯后我才实施的。此事发生后,农业给我说,让我进监狱后不要怕,不要给人说有他,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时间(内)保出监。几次我哥都给我捎过话。  

(《大国寡民》107页)  

至此,一个名叫王农业的人:事前出主意、具体策划、介入作案;不仅现场怂恿、还于事后掩盖等等,已经十分清楚。其实,用不着卢跃刚调查,案发不久武芳在医院第一次接受调查时,就告诉公安人员:“农业最后出去的,他拉的灯”;而办案人清清楚楚地说的是:“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53)  

问题于是变成,这个王农业是谁。  

  

1988年案发时,他是武芳嫁过去的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水泥厂厂长兼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上届陕西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在《大国寡民》结稿时,正在活动本届省人大代表连任。毁容案发时,人们把他称作“王市长的公子”——他的父亲那时正在咸阳市副市长任上。  

但区区一个三级市市长的公子,就得以如此一手遮天?  

这就是《大国寡民》要对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话。  
王农业之父王保京,是共和国的一面旗帜、一把“烽火”。据其自报,1946年十五、六岁时就为“地下党做工作”、49年当“支前小队长”。已经查实的是:49年当粮店小伙计时撒过欢迎共产党的传单,但随即以“冒充公安”被拘留;虽然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成分好、“对党有感情”,有政治眼力。正如一名当地干部所说:“我们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就办互助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田,他就搞玉米生产……”,于是:农会主任而互助组长;而合作社社长;而人民公社社长;连年获丰产奖章、出席积极分子、劳模大会;上北京、上莫斯科、见毛主席;第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行政和党内职务升到了市一级;九十年代退休时还发出时代强音:“主动离职”,以《赤子回归黄土地》受到省党报头版头条盛赞。  

这实在不大容易。谁都知道,共产党建政五十年,连顶尖人物都“你方唱罢我上场”;攀到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工农劳模,也不过风光一时。王保京这样识不得几个字的人,靠什么保持他不衰的记录?《大国寡民》给出了答案:  

1952年,政府号召“丰产”,他找到县长,夸口他能玉米亩产1200斤——这是他“放开胆子按政策吹牛”迈出的第一步;  

1953年,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的膨胀(31。6%)与农村粮食征收的增长(8。9%)不成比例,政府出台搜刮农民的“统购统销”、以及对该项措置予以组织保障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这的决议》。王保京率先响应,“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运而生。  

大跃进的1958年,他带头放“卫星”:先是“亩产由三万二”,随后跟着形势长到了10万斤、15万斤、30万斤,三个月后,这数字变成了亩产240万斤,最后响亮地喊出了那传遍全国且记入历史的著名口号:“人由多大胆,地由多大产”,并以此挣得了“农民科学家”桂冠。  

本应反左最后变成“反右倾”的1959年,他叫出的是让主导政治力量听着熨贴的“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力量”;而到了1964年,在毛主席作了一点违心的检讨之后,王保京在报上高呼的,与后来一路走红直达副统帅位置的林彪如出一辙:“好心办坏事”、“成绩是主要的”——在关键时刻对独裁者充分体谅。  

1966年,“不兴玩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革命激情游戏”,王保京先想成立著名劳模造反组织,没成气候,但“学大寨”天赐良机是没有错过:烽火于是成了陕西的“小大寨”。这昔日劳模抓住风潮,再度在文革中大红大紫:那激情年代的全套把式对王保京说来轻车熟路——学毛著、唱歌、献诗、批斗……包括把自己七十多岁的小脚母亲弄到场上打篮球、弄到台上表演《三个老婆批邓》。政治压倒一切,王保京如鱼得水,烽火的事业也达到了它的颠峰:  

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保京,谁就当官。(278)  

待到文革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到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又闭幕,政治方向看看要转。这时:  

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津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  

但毕竟到了改革年代,有了以“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的态度坚持清查的人员。80年代初,总算初步查出王保京自五十年代以来怎么隐瞒土地面积,怎么虚报粮棉产量,以及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同时,又以此为资本向国家讨要'2'。  

王保京这座谎言大厦还保得住吗?  

尽管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媒体与权势再度运作,1981…82年,不仅省报、省委书记,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都来过烽火。不知这批“笔杆子”如何研究、请示、汇报,并在何种原则下最后定夺,结果是:  

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322)  

到了1983年,在权与笔的护卫下,摞起来有一、二尺高的调查材料进了档案馆,几乎落到了与其他重大、生动的中国史料一样沉睡的命运……“永久的胜利者”王保京似乎已经不但笃定善终,闹得好还能以此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舆论/权势”衣钵传宗接代……。但中国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村镇毕竟吹进了些许清新的风:烽火村的青年农妇武芳跳了出来——谁“劝”都不听,一心争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保京的“大内总管”王行兴说过:“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心里呢!”,“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帐早晚要清算”(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尝不知,有了“农民”身份这张大牌,他用不着惧怕官场上的政治对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农民——“他给(烽火村)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得好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如果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327)  

武芳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邓小平改革以来,报告文学曾在禁锢的新闻与媚俗的文学间,试图代底层民众发出一点声音。八九年挫折过后,虽见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温软、甜腻“报告”频频出现,但这只是老的“专制/喉舌”时代的余音。《大国寡民》才是今日中国的代表之作,卢跃刚才是始于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最终强壮成熟起来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进武芳故事的同时,《大国寡民》呈现给我们一份50年代至90年代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体报道编年史”。在我们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发迹“德行”之后,这份浮夸与弄虚作假、当时政策要什么就放胆呐喊什么、充斥着诸如“人民公社红花怒放”、“党旗飘飘烽火魂”、“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累计百万言的“喉舌”杰作,可称作党将传媒视为统治利器,以及营造这一利器,即抽去文化人的灵魂,将其工具化的硕果,也可以称作中国文人——如果把周扬、邓拓、胡乔木等宣传员和对他们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话——的奇耻大辱。所有的人都熟知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如果有人对于靠“两杆子”把“老蒋”赶到了海岛,还怀着些许阿Q式的骄傲的话,这回看看当政之后五十年,由这“两杆子”造出的烽火典型和武芳案,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份编年史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的。  

《大国寡民》给我们另一份沉甸甸的惊讶是,它发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过50公里的杨伟名等三名农民共产党员在1962年写给该党的主席毛泽东、和他之下的各级党组织的信。这封信因受到毛的亲口批评,成了严重的“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中农出身、仅读过几年私塾和数年基层工作经历的杨伟名受到的批判与整肃可以想见,具体说,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与二战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几乎化为齑粉战争机器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历五十年和平建设而匮乏如此,在外人眼里,似乎这时期的中国人,必是一个个怯懦糊涂、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杨伟名这封以“一叶知秋”而载入史册的信,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底层中国百姓所具有的智慧、胸襟与胆识,也知道了改变了中国命运与轨道的所谓“邓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为底层农民条分缕析地论述;也知道如今出自当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话,如将所谓“养活十亿人口”视为自己一功、视为自身政权天然合法之依据等等,多么不堪一击:究竟谁养活了谁,谁弄得大家饿饭,恐怕已经不是下岗工人要问的问题。杨伟名和他所经历的一起:通过合法渠道,平心静气放映情况、阐述根由而遭来自最高当局的有意压制,更使人了悟专制对独立思想(包括这思想的载体,包括这载体并非“著名人士“而不过田间一介农夫)摧毁的罪恶。  

如果没有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行兴那多达数十本、时间覆盖近40年的日记,对王保京现象的揭露恐怕会显得比较概念、笼统。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这名看来似乎属于典型为虎作伥的“大内总管”,竟然廉耻尚存;对“坏事作尽”必遭报应,也还心怀畏惧。当然,要是没有陪着“农民科学家”读大学的经历,不知这崇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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