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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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的后半部，王保京终于遇上了一个对头。《大国寡民》给出了一名看起来与武芳案没有多大干系的人物郭裕禄：一样的劳模、农民企业家和省委委员，只不过有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差”—— 新劳模郭裕禄出在改革时代。应该说，这名王保京的刹星与他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相隔不过十五里的两个村庄的头面人物的差异，是生活在中共特别的政治体制下的农民为求生存（当然也包括求发达）的两种选择：
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
这样的人、这样的乡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才真正活起来、富裕起来。
其实，不同品格导致不同命运，并非从王、郭二人开始：
五十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和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年；六十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出现了以杨伟名所代表的“农民”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364）
这回谁将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践足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又赶上了改革时代，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智慧农民郭裕禄不再“只干不说”：既然给了他一个党内职务，就算谁都不说，他也得说，“一开（替王保京谋权谋利的）常委会，郭裕禄就把它搞砸”，锋芒所向，直指王保京为代表的、披挂着那个刚刚过去（甚至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的全部特色的恶风习、恶势力。王保京和他的“关系网”（包括为他笼络又靠他邀功的笔杆子们）当然饶不了他，诬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1996年底，省委书记出面和稀泥；八个月后，这位将烽火总结为“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的书记卸任，新一任书记到任。
正可谓层层战犹酣。
随着法制与公平竞争的确立，到了下个世纪，王保京们恐怕已经不是资产规模达二亿五千万的郭裕禄的对手。这是这本书真正的光明的尾巴——况且不是硬加上去的——也是有着无数弊病的邓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脚的地方。
到《大国寡民》结稿时，作者被诉的“政治毁容”案裁定终止审理；烽火村硫酸毁容案进入了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武芳呢？她好吗？当地村民说的是，“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54）o
＇1＇ 武芳经抢救后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烧成一个“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疾（《大国寡民》48页）
＇2＇ 据《大国寡民》给出的数据，烽火从1958到1995年，国家无偿 “输血”现金、实物（静态）＇2＇，至少250万人民币；至于向财政、银行、信用社的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至1997年，已累计2540万元。（317…318）
感谢您光临“”网站，欢迎再来sixiang/ 从小说看土改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张爱玲的《秧歌》在大陆
戴 晴
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简称，在中国，这无疑是现代化最主要的命题，不但与“土里刨食”的平头百姓丝丝相牵，也与夺权而后掌权的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
大陆生活在城里的人与土改本没有直接干系，原可以不知道。无奈共产党看重政治宣传，看重“亿万人民同心同德”。于是，报章杂志、电影歌舞轮番轰炸之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与部门传达，终于把“这场伟大的运动”弄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但正因为是宣传，也可以说，反而没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毛泽东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没有192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们手执土枪梭标“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1＇，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色政权”的得以生存。当然接下来土地政策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变来变去，细细揣摩其脉络，似乎主要取决于在当时的局势下，“红色政权”是只须赤贫者效命即可（富裕者抢了过后杀掉就算了）； 还是须拉上地主富农们一同效力（如抗击日寇）。邓小平70年代末归位之后，所烧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还农民以对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这些都是主题以外的话，这里说的，是共产党大范围掌权之始，即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那场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场火热的运动，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劲头空前高涨”＇2＇。这话从那时就说，一直说到了今天——当然先是党报说，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说。但是，有没有人不说，或者说出一番别的景象、别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图拉拢还是吓唬，抑或是有恃无恐，当然也可能出于极为天真的骄傲，当政的党似乎没有想将土改遮掩。只看当时留在大陆代表“言论、思想与良知”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们，几乎无一遗漏地被送下乡参加（或称见习）土改，就是明证。他们回来也都真诚而得体地以此题材创作，无法创作的，就具名写下心得与感受，于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调。无由恭逢其盛的我们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发豪情的这一茬子人，虽说得以如此张扬地发挥着土改余威，但除了油画《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对土改实毫无认识。
直到1996年——伟大的土改运动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我才从新近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小书里，见到一丝土改之端倪。这是两位同为本世纪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中国成吨的土改报导、土改文学里，她们的叙述只可称沧海一粟，但仅这寥寥数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这就是过世不久的张爱玲和尚辗转于病榻的韦君宜。
在中国，直到80年代中，50岁以下的人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爱玲。然而，1989年之后，与相当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道，张爱玲悄然流布。这当然首先得益于读者目睹坦克而后的信念崩溃，甚于任何时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
这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成熟老到得让人发怵的前辈作家令我倾倒。这，在我刚一碰《金锁记》、碰《姑姑语录》等散文，就知道了。但这边出版的多是选本，各式各样，就算把1990年的《草炉饼》、把《张爱玲苏青对谈》都收了进去的“文集”，也未将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专家，二对张爱玲还没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来捉摸一番的地步，对“全集”也就没有过什么渴望。加之这边的研究者，包括被认为相当非官方、且对张怀着亲切的念想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贬抑她到了香港之后的作品，说是“坏作品”，是“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为她作传的人竟指称它们“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题作文”（？！）＇3＇。但《秧歌》和《赤地之恋》最终还是在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出现了——出现于大陆那场突然暴出的短暂的张爱玲热的当口。
这“热”当然是始自惊闻她离世的噩耗之后，波及了不下几十家报章、杂志和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标出“全集”，且真的把这两部作品也印出来并且从从容容地卖了出去的，只有两家：大连出版社和内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后者对原文略略作了修改，如将张爱玲秉笔直书的陈毅二字改为□□等。
《赤地之恋》讲的是城里的干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则完全是土改后的农村。她说的是一个距上海不远的江浙一带乡下丰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个在张的笔下相当少见的美好青年： 勤劳、诚实、果敢、好学、友爱、克制，恪守旧道德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壮俊美。他是翻身农民，不但分了地还分了浮财，其生产力也被“极大地解放”着——他是劳动模范，地里的收成是“九担谷”。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子，使她不致离家远赴上海帮佣。而供养的标准，就是吃上干的饭而已。（九担谷是900斤，对于金根这个三口之家，每天应有2斤半米吃了）这一愿望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妻在离别两年之后返家；一次是新出阁的妹妹归省。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义对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顿好好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他低声向她说，“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p。104）
他的妻子漫应之，结果端上桌的“仍旧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着”。她不是与小姑没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为他们有得吃。
即使这样的饭，五岁的小女儿也总是缠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乡创作电影的城里同志吃，而为此一次次挨打。最后，到了故事的高潮，农民们不但要将收成的一半交公粮、要按国家派定的价格卖余粮、要忍受低价收购的蚕丝、茶叶、麻，要自贴材料和功夫做军鞋，要交钱买飞机大炮……到了他们盼着或许能吃上一口像样的饭的新年的时候，新的摊派又来了：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p。109）
这么作的理由是：
我们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它。这实在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政治意义的。人民解放军的家属，我们应该照顾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 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军队”距喝着稀粥的村民们实在太远了，局面于是变成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交纳得起。“农会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妇联主任——分别召集大会，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这王同志是国家政权在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