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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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23）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读书。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坚持读书，思考。对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尤军（23）认为：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基层经验就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在高层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层东西就比较多，什么事情都能遇到，什么人都能碰到，经历就是财富嘛。在将来走到高处的时候，这种基层积累的经验会显出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当然，在这种自信的话语里，我们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无奈与忧虑。能力与抱负有没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尤军们”个人能把握得了的。
机关单位不是铁板一块，在改革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机构改革中的机关单位事业化，甚至机关单位市场化，职能和单位编制模糊化等。何京（24）所在的科技园区在编制上属于事业单位，名义上属于“参照”公务员待遇。但他的工作性质和通常的党政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各种待遇几乎完全相同，任用上仍然属于党务组织部门管理，所以本研究把他归入公务员的类别。他这种模糊的、甚至矛盾的身份只有在当前中国机构改革过程中才会出现，体现了部分传统机关单位向市场方向转变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市场对公务员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比如张兵（26）在1996年从部队复员，他在选择职业时曾经把企业作为首选，因为他认为企业更有活力，更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更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只不过考虑到家庭需要，最终选择了机关单位。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流失率在加大。专栏
工资激励功能弱化，制度外收入混乱摘自某内部调查报告。
一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近几年来，尽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工资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与企业同类人员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越是学历高的人，差距越大。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出台以后，机关干部支出有较大增加，部分年轻干部生活比较困难。
二是补贴津贴混乱。一些地区和不能的津贴补贴五花八门，有的超过国家规定工资的1~3倍，基本工资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据统计，上海、广东、浙江三省市，基本工资只分别占收入的18％、21％、30％。
三是地区、部门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上海市机关干部人均收入为65220元，云南为人均12984元。2003年广东省厅级干部的平均收入是贵州省同级干部的四倍。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也不相同。据财政部2002年对公安部、税务局等八个执法部门津贴补贴的统计，国家质检总局年人均23448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均为8100元，相差15348元。北京市比中央机关人年均高12444元。
四是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中央部委公务员流失情况摘编自王虎、蒋明倬：《公务员流失报告：中央部委3年流失人才千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10日版。
离开中央国家机关1年以来，肖成的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上班时间推迟到了9点，但是不再有班车；大多数工作可
以自己做主，但是忙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最重要的改变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比以前多了10倍。肖成现在是北京一家葡资公司的行政部主管，他的工作性质与过去差别很大，工作内容也多了不止10倍。
肖成说，促成他下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时他已经晋升到副处长职位2年了，可是考察一下机关里的环境，至少5年之内变化不大。就他自己的背景来说，机会其实并不是太多。
近年来，像肖成一样选择离开的公务员，在中央国家机关越来越多了。根据人事部一份名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流失问题不容忽视》的调研报告统计，自从机构改革、人员定岗以来，从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学历以上公务员1039人，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
人事部的统计情况表明，公务员流失在各方面都相当不平衡，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涉外专业的人才流失相对严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员共164人，其中外交业务类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语专业人才13人，占总数的59％。“这或许跟市场对外语专业需求大、外语人才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有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显然多一些。”毛寿龙说。
相应地，跟这些专业相关的机关，成为流失最突出的部门，如原外经贸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分别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对专业性要求比较严格的部门，如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原经贸委、知识产权局、建设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较严重。
在这些流失公务员中，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流失的情况尤
为严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了80％；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务员流失，占同期录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728％。
这些年轻人员具有相当好的知识结构，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的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项工作或涉外谈判的核心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处级公务员和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公务员流失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原外经贸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处级公务员就有19人；而原经贸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硕士。
从趋势上看，公务员流失数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数以24、40、59人持续攀升。有专家称受近年来整个社会就业环境不佳所累，近一年来流失人数稍有下降；总体看来，这种公务员流失的趋势已经损害了公务员整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脚踏两只船的“事业人”
庞大的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常常为“事业单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释感到为难，称得上与“干部身份”并列的中国特色。大量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方便，不妨称呼他们为“事业人”。当然，并非事业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属于“事业人”，比如勤杂工人就属于社会基层。
国家统计部门给出了一个具有统计操作性的界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人员、图书资料、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员及政工人员。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具体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
按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这里理解的“事业人”和上述统计意义上的界定大致类似，不过将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排除在外。另外，传统上依附于事业单位的许多专业人员已经走向市场，我们宁可将这部分人看做企业白领，甚至律师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飞（09）。
毫无疑问，这种“事业人”在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数最为众多，2003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47万人，分属于75万个事业单位，其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20万，而从业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事业人”的收入水平现在已经大幅提高。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相对于进入市场化组织里的他们的同行、同学，“事业人”工资单上的数目看起来并不高，好像“事业人”在经济上还算不上中间阶层。但我们这里之所以仍然把“事业人”作为中间阶层，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获得并不仅仅来自单纯的工资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采访中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程师夫妇的家庭，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转型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一个形象化缩影：钱民（13）和孙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到了科研院里。单位在人事管理上还沿袭了原来的体制，在经费与人事工资上仍然有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也仍然承担着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但这些只是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保证了科研单位的基本运行，保持了事业单位的基本身份。如个人一样，不光要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得有声有色，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冲动。如果仅仅靠财政拨款，不要说活得有声有色，有时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单位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对外承揽工程项目与开发产品上。在体制上，单位挂靠了一些公司的名头，许多科研院里的专业人员兼有科研院工程技术员和公司职员的身份。在分配上，相应地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钱民（13）和孙敏（14）刚结婚时，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后来小夫妻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价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但布置得整洁精致。房子离单位不远，平时走路就可以过去。所在的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优雅，设施很齐全。两个人的收入还不能让他们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后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暂时会紧张些，但房子为他们节省了很大经济压力，经济上可以保证家庭的良性运转。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家里还请来一个知根知底的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生活节奏不紧不满，祥和平安。从上述钱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业人”的资源优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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