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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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初发配到安平寨时，拒绝送给差拨分例银两，反而加以嘲骂；他初见管营时，不肯装病，主动请打杀威棒；他醉打蒋门神前，一路连喝数十碗酒；他在打蒋门神前后屡屡声称“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以及血溅鸳鸯楼后撕下衣襟蘸血在墙上大大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武松特有的高傲。
这就是武松，一个有强烈个性的成熟的好汉，他不仅不同于李逵的一味莽撞，他性格之丰富也是鲁智深所不及的，而且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下层社会所推崇的义侠应具有的各种道德信条。
但即使是在这个《水浒》花大力气刻划出的完美义侠身上，以今人的道德理性眼光来审视，也能见到一些阴影，如混乱的侠义观，如快意恩仇。
混乱的侠义观表现在他的江湖义气。如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夫妇开的是杀人劫财的黑店，“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武松随张青参观人肉作坊时，也亲眼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在他一开始制住孙二娘时，如果没有张青赶来，他十九会为民除害，平了这黑店，说不定一把火便烧作白地，但是问题是菜园子张青赶来了，与武二郎攀上交情了，结拜了，那事情就得另说了，此后的结果是武松上路，十字坡的黑店照开不误，后来武松在鸳鸯楼做下那桩大血案后出逃时，还被张青的黑店伙计拿住，差点也被大块切做了黄牛肉。
又如武松醉打蒋门神时声称：“凭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是的，蒋门神一顿拳脚收拾得施恩在床上趴了两个月，还夺了他的快活林，对施恩来说蒋门神的确是“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但是武松在发出他这番侠气凛然的宣言时，却忘了，那金眼彪施恩对孟州道的其他芸芸众生来说又何尝是软汉、明道德的人，他和他父亲老管营一直就在联手诈害囚徒，武松如果不是曾有当年打虎的神勇被施恩看中，只怕他早已被这父子用土囊或盆吊送上了西天，施恩在孟州城外开店也并非纯出于商业动机，而是为了向当地那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收取流氓保护费（请参看此小书的“金银话题”），这样一个鱼肉一方的小恶霸，几顿好酒好肉的管待，便令武松慨然而往，替他夺了黑道地盘，还和他结为兄弟，从此，英雄和恶霸，兄弟情深。
武松和张青、孙二娘夫妇以及施恩这样的黑道人物、地方恶霸相结交，在水浒世界里是并不被看作违背英雄信条的，因为后者虽然祸害众生，但他们都好赖会几手拳脚，又对武松十分相敬，大家都属于好汉这一级别，于是自然就“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这就是武松的义，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义，这也就是中国旧时社会的义，对此种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就留给列位看官去评说。
现在再要说的是武松的快意恩仇。
什么叫快意恩仇，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被视为行事的绝对信条，而无需经过理性、良知的拷问。
武松是从斗杀西门庆开始他的复仇与报恩行动的：为给无辜被害死的兄长伸冤，武松痛下辣手诛杀潘金莲、西门庆，这是报仇；然后，在他被押往东平府申请发落的上路前，取了十二三两银子送给郓哥的老爹，因为此前他叫乔郓哥帮同打官司时，曾许下给郓哥十几两银子做本钱，这是报恩－－列位看官须知武松此时并不宽裕，在他投案前，曾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现在要上府城听候最终发落，更是处处需要用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武二郎还能不忘对一个小孩子的许诺，这是他做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的难能之处（这种事列位看官是万万不要指望李忠、周通辈能做到的）。
此后武松的人生之旅，就更成了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发配到孟州城安平寨，吃了施恩几顿酒肉，就去替他平了蒋门神；张都监赞他两声“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要收他做亲随体己人，就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随鞭执镫，伏侍恩相。”武松是真心感激张都监的“抬举”的，张都监设下圈套，使人诈喊“有贼”时，武松立即做出反应：“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是何等的忠心耿耿！简直要让人替张都监的因愚蠢而失一人才而惋惜了。
但是勇烈的武松一但复仇，那也是彻底血腥：大闹飞云浦，一举诛杀两个公人、两个杀手，而后折返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亲随、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里，烛影中，刀光霍霍，腰刀砍缺了口，再换朴刀，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折返回来，再寻着了－－不是撞着了－－两三个妇女，都搠死在房中。
就这样，武松郁积的愤怒终被漫天血雨所冲刷，而在这怒焰冲天的杀戮的背后，正是血祭的快意－－恩情应铭心，仇恨也同样要入骨，在复仇的血腥杀戮中，获得了生命尊严强烈的自我认定的快感，便如武松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正是“快意”二字的最好注脚。
于是有十几人－－多是女人、儿童－－成了英雄义侠武松刀下的冤魂。容与堂本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句旁，批了个字：“恶！”又批曰：“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干脆将此时乱砍乱杀的武松称为被恶魔驱使的代表。
也许这种评价会让列位看官中喜爱尊崇武松的某些朋友难堪，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水浒世界里奉行快意恩仇的也不是武松一人，实际上整个梁山大寨就是如此，试看一部《水浒》中，举凡梁山好汉的对头，如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但破了庄园和城镇，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哪一次不是“老少悉数不留”、满门尽灭！（前后只逃脱了扈成、梁中书、梁夫人，还有一个被双枪将董平强霸去的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宋江攻破祝家庄后，还一度与吴用商议要尽屠祝家庄，总算石秀因曾得钟离老人之助而求情，全庄才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包括他们这些大肆屠灭的壮举，却一直被传诵着，如清人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这段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象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扳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真是恶极！！
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无论是“完美”的武松的快意恩仇，还是金圣叹的大唱赞歌，以及血溅鸳鸯楼故事的被久远传诵等背后，都有值得现代中国人深长思之的地方。它实在应被现代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地反剩［参看“匪魂话题（上）”之“快意恩仇”］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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