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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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天，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杜鲁门主义诞生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后外交政策。我对经济和工会的兴趣也是始于当时。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俄罗斯、东欧的政治风波，柏林墙危机，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和东欧的崛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逐渐接受了冷战的思维和观点。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我对斯大林式集权政府的深恶痛绝不再只限于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以及越南同样令我反感不已。但问题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每一次所遇到的“危机”，都是因为与苏联的对峙所引起的，而且我们把每次对峙，都等同于二战之前和期间面临的挑战，加以应对。也许冷战思维的核心就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国内的集权统治（那倒是个很恰当的比方），而且因为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军事侵略的矛头直指美国和西欧。因此，我们要积极备战，共同防御，英勇地进行战斗。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我们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所以也就无法通过与共产党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来解决争端，促成军控。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3）
几年后，我对自己审视了一番，发现我已成为一名杜鲁门式的民主党人。在国内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却是义无反顾，从容不迫。我是自由派中的一名“鹰派人物”，支持工会，反对共产党，就像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后来的）亨利·杰克逊和沃尔斯·鲁瑟那样。杜鲁门总统派遣战斗机，向柏林的市民投下煤炭和食物，我对杜鲁门总统的行为很是赞赏。面对朝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他所做的回应也很是令人折服。杜鲁门总统曾拒绝麦克阿瑟将军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决定把朝鲜战争定义为有限战争。这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我决定亲自奔赴朝鲜，参加战争，尽管当时我并不热衷于战争。我读大三的时候，和19岁的卡罗尔·卡明斯订了婚。卡明斯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海军积集朝鲜，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后来有幸得以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雄威廉姆·巴伯手下接受培训。他是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因为据我估计，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会被应召入伍，所以当年圣诞节，我向卡明斯求婚了。假期时，我们就结了婚。这样的话，在我参军以前，还可以在一起呆几个月。
1951年2月，婚后一个月，试行了入伍考试。经过考试后，军队允许我和我的朋友完成大学学业后，再入伍当兵。我很高兴可以享受如此的殊荣。后来我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得以在剑桥大学学习一年，所以入伍的事情也就又推后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入伍的事绝对不能再拖了。朝鲜战争现在仍在继续，我应该赶快回国。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我认为该是参军的时候了。
申请海军预备军官课程时，很多教授和朋友都很诧异。我根本就不是那类人。我的兴趣几乎都在学术方面，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军官。我的教授瓦西里·列昂杰夫想帮我在空军里谋个差事，主要是从事新数学领域的线性规划研究，这跟我今后从事的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如出一辙。而海军方面的工作就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海军不轰炸城市，在太平洋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只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从来不伤平民。
当时海军预备军官的服役期只有两年，这可谓是一个创举，但是因为服役期太短，没人想加入海军。我加入海军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动机。我妻子的父亲是一位服役多年的海军上校，二战结束之后，退役了，退役时军衔为准将。妻子对海军军营有着美好的回忆；她的兄长离开耶鲁大学后，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岁生日那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牺牲了。我希望用自己的选择，给她一个惊喜。我想，如果我再次回到海军军营，她一定会欣喜若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53年夏天，我从剑桥大学回国，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培训课程。但是直到1954年春天，才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又去哈佛大学选修了一个半学期的经济。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于是很快得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口头测试。就在参加测试的当天，海军通知我去匡迪科参加培训。几个星期之后——1954年5月8日——清晨，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上，教官命令我：“把枪搁好，奠边府已经沦陷了！”
在新兵训练营集训的第一个月，我没看一份报纸，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枪准备好。我没能够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亦即，如果北越“沦陷”，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将会落入共产党手里。1954年4月7日，正值我23岁生日时，总统发表了上述理论，而当时我刚刚奔赴匡迪科不久。4月16日，集训开始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副总统宣布了试行方案，因为当时在集训，所以也错过了。副总统说：“因为越南缺乏实施战争和管理自已国家的能力”，美国应派遣部队前往越南，以挽救法国军队的溃败：“要是美国政府无法避免战争的话，就应该面对一切，派遣部队。”
尼克松的演讲，激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应。尽管民族主义力量由共产党领导，大量的电报和信函还是涌入白宫，反对美国干预越南问题和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民主党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参议院说：“我反对美国大兵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之中，美国人浴血奋战，却只是为了维持殖民主义，确保白人对亚洲的盘剥。”更重要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在他的朋友参议员理察德·拉塞尔的影响下，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美国一定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丘吉尔首相和外长艾登没有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号召，他们认为胡志明给英国带来的挑战，远无法跟莱茵兰和慕尼黑的希特勒相提并论。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的军官培训班失去了一次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机会。而如果入侵印度支那北部的话，战斗要比在南越时激烈得多，也许还不得不使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尼克松副总统完全支持使用核武器）。三年后，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了回敬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拒绝做相同的类比——即把埃及总统纳赛尔比作希特勒，以至于我们军团，虽然已随美国第六舰队赶往苏伊士运河执行任务，可是再次错过了参与殖民战争的机会。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4）
在匡迪科受训时，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教导我们的军士说，现在要知道的是，我们是总统卫士的预备队。那个时候，我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应该也有两栖作战舰艇，应该也有海军。要是训练允许的话，我很乐意前往助战。特别是当我想到因为我们的加入，而使核武器再无用武之地时，就有点儿欣喜若狂。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北卡罗莱纳州勒梅营排长。当读到海军司令员在国会面前所做的陈述词时，很是自豪。“正是海军三个师的奋不顾身，才得以避免核战。”这也是我在海军服役的绝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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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军官函授课程时，我表现并不好，而且差点被除名。但是，后来通过刻苦学习，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海军步兵军官。能够担当海军步兵排排长，我很高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指挥美国海军第二步兵师的一个连——对于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尉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如果我一直都可以担任军队指挥官的话，我会永远留在海军中。不幸的是，1956年夏天，我的现役期结束了，我不得不离开了连队。离开部队后，我希望再次回到哈佛继续学业。正好我的儿子罗伯特·博伊德出世了，哈佛大学也给我提供了三年的奖学金。所以虽然我所属的军团要随同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执行六个月的任务，可是我并不因错过执行任务的机会而后悔。
当时，每天都会传来战争的警告，因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所以很有可能爆发中东战争。我所属的军团收到秘件，要求我们参加战斗。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所领导的战士将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而我却只能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袖手旁观。我给海军司令员发了封电报，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现役期延长到地中海任务结束后。获得批准后，我立刻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哈佛学会。
几个月之后，我临时获得了一个参与高级机密的许可，首次开始处理机密文件。这样我就可以依据第六舰队的秘密应急计划，为我们军团制订登陆作战计划。当时，我们军团和第六舰队的长官都不敢确定是应该对埃及还是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情报显示，情况不妙，但英法还不想发动战争。）危机升级后，我们的舰船一直在地中海的南部待命。我接到命令，要求起草海法两栖登陆计划，其他军团的指战员助手负责制订亚力山大港登陆计划。考虑到当前的敌对力量，要是采用我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最后我们一个作战计划也没有采用，但还是从亚力山大岛上救出了1000个美国公民。而当我们的救援行动圆满结束后，英法的战机还在头上盘旋，轰炸港口。）。其实不论总统选择哪个作战计划，我都会毫无怨言地加以实施。总统需要的时候，我很乐意为其献上自己参加海军培训时所学到的知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战争的对错。
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我们的盟国打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当时，军团指挥官命令我向各官员简要介绍一下当前的形势。于是当年夏天，我阅读了旗舰收到的所有情报分析，并在舰队图书馆通读了几本百科全书，对运河历史和埃及关系进行了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英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大为恼火，可是埃及政府有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点毋容置疑。采取任何军事措施重新夺回运河，都是很明显的侵略行径。这也正是我陈述给舰队指战员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关注，因此命令我到其他军团进行巡回讲演，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当时存在的疑虑。我和所有的听众都不知道美国会采取什么政策，也不知道我们会扮演什么角色。我现在已然忘记，当时我们是如何表示担忧的。
尽管演讲时，我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美国选择反对其盟国，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艾森豪威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