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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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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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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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至于人与人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
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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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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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
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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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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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