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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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批准的，因为现在的物资供应只达到这个程度。我也不隐瞒李顺大去“腐
蚀”那些掌握物资的人，因为生活中此风依然存在。所以，我既不曾美化也
不曾丑化。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我的能量是不够的，因此缺陷就无可避免。我在文
章开头就说到有些人对小说的看法不全面，这难道不是小说本身某些地方显
得功力不够造成的吗！此外，我本想让读者看完这篇小说之后，能够想到：
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
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
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
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进。如果我的小说不能引导读者去想到这一点，那么，
小说的缺陷就是严重的了。

一九八○年五月八日


李国义

（1930—）


上海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毕业。
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干
事，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员，中国铁路文协副主席，《小说选刊》主编。是
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一九五七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
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
《危楼记事》、《没意思的故事》。其中，短篇小说《月食》、《危楼记事
之一》分获第三、四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花园洋房与沧桑巨变——《花园街五号》诞生记

阿桂：

今年国庆期间的最大乐事，莫过于读你谈论拙作《花园街五号》的长信
了。

谢谢你的褒奖，更谢谢你的坦诚。

我认为编辑作者之间，最好是诤友的关系，有长道长，有短论短，为一
个共同的目标——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而努力。要是这两者是会计科目上的借
方和贷方，或者赤裸裸地变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那文学岂不成为纯粹
的商品了么？

据说巴尔扎克一辈子都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写他的煌煌巨制《人间喜
剧》，那终究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事情了。不过，很遗憾的是，为还债而写
的作家至今未能绝迹，固然，好文章也有给等不及的稳婆硬逼出来的，但大
部分还债作品，都不免粗制滥造。因此读者表示理所应当的不满，好像也是
应该的。这类作品所以得以问世，现在看来，作者本身的不慎、重、不严谨
是主要原因外，编辑们不遗余力地哄抬催逼，讨债上门，也多少有点责任。

所以你这篇决非索稿的来信，而从编辑角度谈论并非发在《百花洲》上
的作品，真令人感动。

你对《花园街五号》得失的探讨，一是非常中肯，二是令人折服，即或
有个别论点未敢苟同，犹可商榷，但总的出发点，你是希望在出书时改好一
点，我是完全理解的。在此，谢谢你的好意。

我十分钦佩编辑的目光，一个有修养的文学编辑对作者来说，无异一个
高明的医生（也许是产科吧？）对待临床特产的妇女那样，具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编辑既不同于作家，也不同于评论家，然而他必须具有作家的诗人气
质，否则，他大概无法深得其中三味地去体会创作的甘苦。但是编辑倘无评
论家的敏锐思想和精确的判断能力，也难以衡量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指点
出长短暇瑜之处。这样分析不知你是否同意？但读你的信，你好像正是这样
双管齐下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论证的。

《花园街五号》的写作，始于去年年末，终于今年四月，但花园街上这
幢美丽的房子，却在我脑海里索绕得很久很久。

要从美学范畴来研究形象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我实在缺乏学问。
但是，要回溯最早的创作契机，还可以推得更远一点。


说来你也许不信，最早在我脑海里的那座楼房，不是现在这幢俄罗斯式
的建筑物，而是你我都比较熟悉的上海市西区那些所谓的花园洋房。你奇怪
吧？其实一点也不怪。给你讲述这段故事，必须回到十年动乱时期，我曾经
修过铁路的黔东南地区。（所以我读叶辛的作品，感到那么亲切，正因为我
在那里度过许多灰色岁月的缘故吧？）

你一定会有这种体验，在外地的上海人，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凝聚
力，只要“阿拉，阿拉”两声，即使不谋一面，素昧平生的人，也会异常亲
切热络。那时候来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为数不少，分散在穷乡僻壤里，只是
到了赶场的日子，他们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狭窄拥挤的乡场上。

哦，赶场，是那个时代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最高娱乐享受了。蒙群专队
恩准得以去置办一些牙膏肥皂的我，挤在人群里，也顿时忘掉了那些屈辱和
折磨，尤其是听到了那么熟悉的乡音。

突然，两个插队女知青的谈话声，飘进了我的耳朵。

“侬屋里落啦啥地方？”

“徐汇区！”

“啥路？”

“迈尔西爱路！”

天哪，都啥年头啦，还记得殖民地时代的旧路名！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
向看去，一个身材娟秀的姑娘，正瞪着双惊奇的眼睛，注视着似乎刚结识的
同伴。她问：“门牌号头？”

那个胖胖的，毫不在乎的姑娘，讲出了门牌号码以后，根本没有注意听
话对方突然变异的脸色，还在继续讲着：“阿拉刚刚搬进去的，老早一家到
安徽乡下头落户去了！”

不知为什么，我替那个文弱的姑娘悲伤，也许她家还不曾把这个消息告
诉她吧？

乡场上的人流把我卷挟着离开她们。

因为我获准赶场的机会不多，再也没见着那两个姑娘。但是那张惨灰色
的脸，和贵州总爱阴霾的天空里的色调一样，长时间留存在印象里。

尽管当时我无权写什么东西，但浮想联翩以后，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素材，有着难以形容的，但对比度较强的画面在吸引着我，甚至连题目都有
了，叫它《相逢》岂不很贴切么？但是相逢以后是什么呢？我就茫然了。

不过，那时我并没有萌发出写一幢房子历史的念头。

你读过程乃珊的《蓝屋》和主安忆的一篇写弄堂里几户人家的小说吗？
看来作者把视线的焦点落在建筑物上，倒也很自然的呢！随着工作的变动，
从乡场走向天南海北，我终于发现，可以掰着指头，讲出数代人历史的建筑
物比比皆是，到处能够不费劲地找到。而且在叙古述今的时候引起联想的东
西，常常是既丰富，又深刻。因此，我着意关心这方面的材料，点点滴滴，
慢慢积累。正如炼钢一样，添加了铬、锰、稀土族等元素以后，就不再是原
来意义的钢了。由于不断增补新的素材，量变带来了质变，我决不会按照原
来的意图去写《相逢》，如果要写的话，相逢也只能是大的画面中的一角。

可现在的《花园街五号》连一点《相逢》的影子都没有了。看来形象思
维的整个孕育过程，是一个吸收、扬弃、聚合、离析的不断吐纳变异的过程。

我真佩服有些快手，略一思索，即可成篇。我想，现在这样“得来全不
费功夫”，是和他过去“踏破铁鞋”进行长时期生活积累有联系的。不也有


些快手，写了些不怎么样的作品么？这大概和没有足月，便强行生出来的孩
子一样，不免要先天不足了。

但是，这个孕育过程有的作者短些，有的作者长些。我是在重新执笔不
久，有机会来到五十年代就比较熟悉的东北几个城市，才打定主意要写一幢
建筑物的历史，写它的变迁沿革，写它的新陈代谢，因为我着实被眼前的景
象激动了。

总在一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常常是不大注意这座城市正在缓慢地发生着
的变化的，所谓熟视无睹，所谓视而不见，指的大概就是这类情况。但是对
阔别二十余载以后的我来说，那种沧桑之感，简直强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有的人去楼空，有的物是人非，有的恍如隔世，有的面貌全非。而越是结实
坚固的高级建筑物，房子的外表也许变化不大，但房子里面的住户却在频繁
地更迭，因此它的故事相应地也产生得越多。

于是，花园街五号这幢建筑物渐渐在脑海里矗立起来，尽管还不十分清
晰；里面先后居住过的几户人家，也在心目里有了个影子，虽然面貌都比较
模糊。但我自信通过房子来写人，写时代，写新陈代谢，写进展，这样的路
子大概是可取的。不过，要把这多少人家的当事人和后代都拘到一块来，也
够煞费苦心的。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过于奇巧，就难免留下斧凿痕
了。可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也就原谅了自己。曹雪芹不也曾把林黛玉由苏
州舟行车宿扯到荣国府来吗？而且还筑了个大观园把更多的女孩子拘在那里
面么？

关于这种过于巧合的缺陷（我的《冬天里的春天》也同样存在着的），
你倒宽容地没有责备，这可能和编辑是半个评论家和半个作家的综合体有
关，也许那半个评论家想批评两句的时候，被那半个作家制止住了：“算喽，
无伤大雅，索性由他去吧！”

我决无辩解之意，中国的传统小说和戏剧，这种巧合是普遍和经常的，
似乎直到今天，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好像还不至于那样不以为然。你说是
不是这样？

使我觉得遗憾的，是未能把我当时强烈的沧桑感中，触目的新的人，新
的房子的鲜明感觉，在作品里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所谓的沧桑感中，往往
包含着一种怀旧、恋旧、惜旧的情绪，《诗经》上那首《黍离》篇，则更为
悲凉。不是的，当时完全不是这种感觉，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鲜感，熟
悉的是似曾相识的环境，陌生的则是前面提到的新的人，新的房子。

不知你有无这样的体验，回到久别以后的母校，或者回到离开了较长时
间的故乡，往往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的房子，然后是新的面孔。而
最最难忘的是房子。所以在《花园街五号》里出现了沿江新村和临江大厦，
决不是偶然之笔，其产生或许和这种强列印象有些什么关联吧？祖国进步和
社会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常常不是表现在准确的数目字上，而是城乡的面
貌以及人民脸上的笑容。我本来很想把这些感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然而
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新的人，也就是我们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像《花园街五号》中的改
革者刘钊。我完全同意你来信中分析：“对刘钊的锐气的内涵似乎也可开掘
得更深一些。”也许作者对他作品中的理想人物，容易产生一种偏爱，因此
在表现这个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表现他生活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的丰富性，
表现他起伏跌宕的思想变化时，常会产生比实际多迈出半步的现象。这种突


出势必会出现你信中所分析的“独来独往，包打天下的形象而给人带来孤独
感”。最近一期《瞭望》发了何镇邦的文章《与李国文谈》，
我谈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很引以为憾的。

至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中的面貌，虽然你给了充分的评价：“对
时代洪流中重大题材的及时把握和反映，历史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