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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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以前从未听说中国人的“个体”乘气球横渡台湾 海峡、坐浮筏漂过太平洋以创新纪录，或者去非洲狩猎、到南极 探险。中国人如果做类似的事，总不是为了“自我”，而多半是出 于下列两种动机：第一种是如玄奘、法显、义净等脱离了人情磁 力场的“出家人”，为了宗教狂热而冒险患难———这类情形可以 说是例外中的例外。另一种是为了集体，例如：攀登珠穆朗玛峰
① 《论语·里仁第四》。
是为了将光荣归于党与领袖，云云。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也是一种集体的业绩。
事实上，具有“身体化”倾向的中国人总是很爱惜自己的皮 毛，但另一方面，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为别人“舍 身”的例子。因此，身体发肤可以说成是为了父母而“不敢毁 伤”，但是在父母生病时，也出现孝子割股疗亲之事例。本着同 样的逻辑，对“个体”有照顾养育之恩的集体与国家，才有资格 要求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而，“无私”的行径总是比较 少见的，而中国人的“个体”又缺乏自我扩张的主动性，因此由 个人自己推动的冒险患难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中国人的这种趋向“安定”的需求，也使他们尽量不去做 “不正常”之事，在生活上力求平稳、平实与平凡。这与法、意 等拉丁国家的文化偏向刚好相反。后者倾向于将平凡乏味 的日常生活戏剧化，即使用无害的谎言对“现实”施以“整容 手术”也在所不惜———这与该文化将一切都作美化的提升这 个热爱生命的总趋势有关。至于一般的中国人，即使碰到本 来可以是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也往往会用制造“反高潮” 的方式将它镇压掉。
因此，过分地强调“安身”与“安心”，自然也会减弱甚至完 全排除男女关系中的浪漫成分。这种倾向的强弱，在任何社会 中固然都是因人而异的因素，不过，一个文化的总趋向却也可以 决定这类事例出现的多寡。中国人的“身”既然不是一个可以 完全由自我调配的因素，而且，如果不经由他人的“心”去组织 的话就易趋于“乱”，因此，像所谓“乱搞男女关系”总是在失去 社会制约的情形下发生的。对一般所谓“正经”的中国人来说， 纵使有浪漫的冲动，心中也会感到一股无形的钳制，因为，除了 “人言可畏”这种人情的制约之外，它还牵涉到整个“人”被组织
的方式———中国人的“身”既然是由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的， 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一旦跨出了自身熟悉的人情磁力 场就会感到很突兀，在面临“定义”不明朗的男女关系时自然也 就会很慌乱，结果往往会造成反浪漫的局面。
中国人虽然自诩人情味比西方人丰富，事实上却是将本来 应该是自然自发的感情公式化与渠道化的，因此，就倾向于搞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在开展两性关系之 先，也总是倾向于先确定它的人伦性，而不是在开展了以后发挥 一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左右它的去向。后一种情形确实也只可能 出现在自我组织以及“自我”较坚强的人身上———这样的人在 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而是为数极少。
中国人的这种倾向，如果趋于极端的话，就变成了纯粹用自 己的“身”去换取“安身”与“安心”，对除此之外的一切男女邂逅 场合都采取逃避态度，而且，即使对待普通的男女交往，也往往 会搞到连雍容大方的风度都没有。这种倾向，也常使一个人将 青春阶段整个地抹杀掉，而结婚遂变成时辰到了自己不得不去 履行的义务。
的确，对一个“自我”还没有萌芽，只将自己当作是一个没 有自身特殊的“灵”与“肉”表现的“身”，而又必须将这个“身” 在人情的磁力场中安放的人来说，浪漫倾向固然谈不上，即使在 寻找终身的婚姻关系时，其标准也不可能是“灵”与“肉”的结 合。一般来说，这个标准只可能是视对方有否令自己“安身”的 物质条件（在大陆是“门当户对”，在香港是事业基础），以及对 方身上是否具备能令自己“安心”的因素（亦即是说：对方必须 是世俗眼中的“好人”，尤其必须是能够照顾自己的那种“好” 法）。 这种乏味的情形，可以说是“身体化”倾向的一个特色。自 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在中国 人的“心”的作用中，也有越出“安心”这个功能以外的因素，例
如情欲之“心”与灵性之“心”。在中国这个缺乏个人主义原则 的文化中，这类“心”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个性”的代用品，而成 为能够超越“身体化”存在的因素。并非偶然地，这类属于少数 人的倾向，多半出现在“心”的文化仍然发挥作用的大陆与台 湾，而且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至于在纯粹“身体化”的香港，如 果我们排除特殊化的上层，以及社会制约不到的最下层，而将中 间的绝大部分“正派”的人当作观察对象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 奇风异俗：青少年的男女交往总是三五成群，一旦有男方不是为 了公事而想约一个女的单独出来———即使只是在光天化日下喝 一杯咖啡———女方如果答应的话，就已经立即想到人伦导向明 确的固定关系上去，否则就总会拒绝，或者会带一些其他人来， 以避免“孤男寡女”的场合。的确，笔者曾听到不少香港的男 性———包括跑到大陆找配偶的———对香港的女性颇有微辞。其 实，这并非香港女性的过错，而是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共同生活 态度造成的———而这个态度就是现实的，没有灵性，也没有多少 情欲的“身体化”的存在。
6。集体、团体、大体
在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是将“个人”当作是一个“身” 的，而个人也以“身”来自称。《尔雅·释诂》疏：“身，自谓也。” 用现代语说，就是“本身”或“自身”。人既然是“身”，因此“个 人”也称作“个体”。
由此类推，“集体”就是集合了很多的“身体”。 至于“团体”，也有类似的意思———“团”有以圆形圈住的含 义，也有聚之义，因此也是将很多“身体”集合在一起。
不过，这种集合，倒不是机械式的聚拢，而是透过“心”的混 凝土，亦即是“由己之身，及人之身”的感通。因此，中文里除了 用“本身”来称呼静态的一人之“身”外，还用“自己”一词来指称 发出心意的动态。“己”字也有“身”的意思（见《辞海》“己”字 条），至于“自”，与“由”一般，都有从一个地方发出来的意思，因 此仍然是指“由己之身，及人之身”这个过程中自身这一端必须 发出的心意。
这个“心”自然必须在“二人”之间完成，因此，孟子说：“仁， 人心也。”①“仁”就是“二人”的意思。
“心”既然可以从自己身上发出，克服各自孤立的“身”之存 在，能够将这些“身”团结在一起，因此就是人身之上的最重要 的部位，这个部位，孟子称之为“大体”，以别于其他器官。他说：
① 《孟子·告子章句上》。
“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 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①
又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 人。”
②
朱熹注：“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 事实上，孟子接着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 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 矣。”
③
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人的“心”虽然也包括知性， 但却是以感情为主导的，因此，此处所谓之“思”，乃指明辨人伦 关系之是非，亦即是以这个关系为认知对象。孟子言下之意，是 只有“大人”才能以这个“心”为生活的主导意向，才会“识大 体”。事实上，确实也只有士大夫阶层才能将天下聚合为一 “体”。至于老百姓，则多半在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才会想 到自己的小圈子以外的问题。
①②③ 《孟子·告子章句上》。
因此，即使“大同”，也具有集为一“体”的意义。《吕氏春 秋·有始览》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 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
（三）中国人的“人心”逻辑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是：必须用“二人”去定 义“一人”才符合“天理”，“一人”只是“身”，“二人”之间才衍生 “心”，因此，“一人”之“身”就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项目，而必须
彼此由对方的“心”去镇止。的确，一旦越出了由众多的“二人” 之“心”的交叉网组成的人情的磁力场，“个体”就很难对自己下 定义，也容易趋于“乱”。
因此，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人情”，而且，也只 有在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到对方的心意“有到”自己“身”上
时， 才需要去“做人”。如果越出了这个具“体”地感觉得到的“和 合”圈子以外，就毋须“做人”。
自然，中国人甚至有不受对方的“心”约束的场合，亦即是 “当佢无到”，或者变成“撕破面皮做人”，或者表现为“一人”的 “私心”。在这类情形中，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身”，同时亦不
受外力的镇止，就会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乱”。
然而，也有时刻———国难时期或上下一心的国势上升时 期———中国人的心意“有到”的对象是全民族，而作为人情的磁 力场的“自己人”圈子也扩大至于全国。在这种时刻，中国人在 “二人”之间处处以对方为重的“做人”方式，就会化为一种为集
体“献身”的精神———因此，也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无私”的人 类。
1。“生”与“熟”
在下面将会指出，中国人有“母胎化”的倾向，这个“母胎” 就是彼此心意都“有到”对方身上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国人单 薄的“个体”必须在这个场中“安身”与“安心”，因此它就是一个 可以彼此照顾的“自己人”圈子。
在“自己人”之间，中国人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的确，中国 人在能够制约自己的人———父母、长官、亲属、朋友、熟人、经熟 人介绍给自己的人———“面”前，持的态度总是很礼让的，也总 是要让自己“多吃一点亏”，而且常常自我贬抑，碰到拂逆自己 利益的事，也多半会逆来顺受。然而，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就 不知如何去“做”，往往会变得很突兀，甚至会演变成毫无节制 的冲突（这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逻辑———详后）。
因此，中国人之间的来往，也必先确定是“自己人”才好进 行。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就必须先去“拉关系”、“拉交情”，多半 是经由熟人“介绍”。所谓“拉”，有本来是远的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