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1-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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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 性。我们在以后将详细地指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 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 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 “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 之平稳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动，但是， 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每一 次“动”都只可能是一次“乱”———事实上，中国人总是“动”与 “乱”连称，成为“动乱”一词———而每一次“动乱”都是使“深层
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少。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铲平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是 互相配合的，如果中国文化说得上是人类史上最牢固的保守主 义，那么，中国老百姓与统治者的这种完美无间的配合可以说是 人类史上最成功的阶级合作主义———其共同效果则为维系结构 之不变。这种阶级合作主义有时甚至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身 上———例如，出身卑贱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后，就将江 南的大户几乎一口气杀光。因为他的这种行动，大陆的马列主 义史学家，从他们的“分析架构”出发，总是倾向于视朱元璋为 “农民的代表”。然而，朱元璋不也同时是专制帝王吗？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互相提携、双 轨并进的。在中唐以前，还有世族地主，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亦未 趋完善。到了宋代，世族地主基本上消失，中国社会变成国粹派 学究津津乐道的“平民社会”，国家举办的科举取士变成了唯一
一 导论 １１
进身之阶，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化也朝前发展了一大步。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传统水 平的完善状态，而到了帝制晚期，社会上亦基本呈现如孙中山所 说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但是，孙中山提议的救中国的方案， 却仍然是“平均地权”以及“节制资本”（亦即是由国家去发展实 业）。
到了五六十年代①，更将这种平均主义与国家集权向前推 进一大步———不只是连“大贫小贫之分”也被土地改革与“资本 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铲平，变成人人一样的“铁饭碗”制度； 国家整体，在组织与集权方面，也因为国有化的措施而达到了史 无前例的水平。但是，在“表层结构”上，谁都不能否定中国曾经 历了一次社会大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在主观意志上， 中国执政者亦尝试透过马列主义将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 意向性注入中国，希望能打破亘古不变的局面。但是，“不断革 命”施行的结果，却仍然是制造了“乱”，而且，更将铲平主义与 集权主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动”都不是一次“进步”，而是 一场“乱”。到了现代，“革命”似乎在“表层结构”上促成了社会 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动，但是，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却是在 “天下大乱”之后对结构稳定（亦即是“大一统”与“天下大治”）
的重新回归，而且，因为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倾向的深化，使“深 层结构”的形态更为趋于稳定，趋于不变。 既然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 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
① 本书若不特别指出，所有的年代皆属 20世纪。———编者
二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一）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1。中国人对“人”的定义
要分析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不妨从中国人对“人”的定义 开始，若试从一种与它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西方新教文化 下产生的存在主义———去比较它，可能更来得清楚。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 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 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 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存在”的拉丁字 源为 existere，有“站出来”之义，与英语中表示“出去”之 exit乃 文字上之近亲。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 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 “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 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 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
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 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 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 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 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 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当然，文化对“人”的定义不一定就等于实际生活中发生的 情况。事实上，所谓“存在主义”只是西方的少数人的哲学。不 过，这个西方文化典型的产品却可以使我们看出该文化的倾向。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社群性的偏向也不等于说没有了“个体”， 只是使“个体”的表现比较隐而不彰，而其表现形态亦有异于西 方。此外，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比较抽离现实层次的知识阶 层。因此，在传统士大夫阶层身上，也出现将具体的“二人”对应 关系提升为一种“仁”的普遍原则，以之作为“个体”的存在基 础。不过，即使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必须以“二人”之间衍 生的“人情”作为内容，因此亦同样可以使我们看出中国文化的 偏向。
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 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 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中国人的“礼让”其实正 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种对“人”的设计，一般地使中国人 富于“人情味”，亦即是：在面对相识的人时，不轻于拒绝别人的 要求，急人之难，忘我地为别人办事，以及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 所谓的作风。此外，一旦当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有趋于持久 稳定的倾向，例如，不忘故旧，维持终身的朋友关系与婚姻关系， 等等。笔者发觉：这类倾向，在大陆比台湾浓厚，在台湾又比香 港浓厚。因此，共产党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似 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其实是中国人处处以对方为 重的“做人”方式之同调变奏。
然而，在这种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亦即 是不受任何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就变成了很难 设想之事物。即使在集体关系已经松弛的海外华人社群中，仍 然残存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已经成年的未婚者当作“小辈”看 待，亦即是说：他（她）唯有由长辈去加以“定义”；只有在他（她）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能够用自己组成的“人伦”关系去“定义”自 己后，才算是“成人”。因此，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总是给人还 未“完成”的感觉。不过，在海外，这种倾向只残存在一些态度 中。在大陆，这种倾向仍然是十分浓厚的。不论一个人是否适 合结婚，或者结了婚后因为工作分配而仍然必须与配偶分处异 地，他（她）都必须去完成这道“成人”的手续。这并不是党的政 策，而是一股来自社会的压力———例如家属、领导与同事的“关 心”，等等———至于个人也倾向于将这个对“人”的定义内在化。 此外，在大陆，在每一个“个体”头上，也至少有一个单位、一位领 导去“定义”他（她）。
笔者并不是提倡一个人不应该结婚、工作，以及维持人际关 系，只是在探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铄 的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 中国文化无疑是倾向于后一种情形。在它对“人”的设计下，孤 零零的“个人”———亦即是不受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 体———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例如，对中国 人来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等等，都不是好 的状态；一个人自顾自，不惠及别人，也被称作“孤寒”；而单个人 的见识也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说“孤陋寡闻”；至于不经自己 选择而又不能与别人在一起的状态，则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孤 儿寡妇”、“孤苦伶仃”、“无主孤魂”，等等。
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建国以 后，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因此，在今日的中国，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也都是一些不好的名 称，而且是现成的帽子，可以随便用来套在脱离常轨或表现个性 的人之头上。因此，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规则基本上 未变，只是产生了新的运用，并且增加了一点现代的词汇。
在整个文化中，似乎只有一个不能由别人去定义的“孤家寡 人”，那就是作为全体大家长的皇帝。虽然士大夫阶层也确曾想 将“君臣”关系纳入“二人”对应的关系中，但随着专制主义的增 长，这种对应关系也逐渐成为“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死 不忠”。于是，专制君主遂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人”。因此，黑格 尔认为的在中国这类东方专制主义中只有一人是自由的，似乎 也有一点点道理。自然，专制君主并不是完全没有制约的，如果 他搞到天怒人怨的话，就会失去“人心”，而变成了“独夫”，到时 就会出现“诛一夫”的可能性。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专制君 主都倾向于成为“一人”。
2。“二人”与“一人”
一般中国人的常态既然是用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 任何一个“个体”，因此就倾向于把单个的“个体”当作是没有合 法性的。由此延伸，“局部”的利益在“整体”面前也是没有什么 合法地位的。这种倾向，可以在孟子回答梁惠王的问话中，找到 最经典性的表达方式：“‘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国？’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①
显然，中国文化是把单个的“个体”设计成为一个“身”，而 主流的文化意识则将“利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