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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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还真不行。
我们曾经生活在“舆论一律”的时代。当时大家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一律的舆论“对表”，那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害怕政治强制与迫害，而是有一种哲学、一种思维方法在指导，形成一种集体思维习惯。正如徐友渔先生痛切陈诉的：“‘文革’不仅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在‘文革’前，研究政治理论和哲学的人无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哲学。这种哲学使人顽固地坚持一种教义而排斥生活中的经验事实。”又说：“在‘文革’中，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乎全是丑恶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运动本身是正义的、伟大的。经过‘文革’，我不再这样自欺了。如果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丑恶现象，我就坚信这个事物决不可能是美的。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徐友渔：《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这简单一句话，是多少年来大家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之后，用无数血的代价换来的真理。
我们是怎样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呢？
我是“错划右派”，当年划我“右派”的时候，要我心服口服。本来我心不服。明明是响应号召，帮助整风，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你的发言本质上是进攻，不能单看表面现象。明明我批评的只是具体领导人，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他本质上是党的代表，不能单看表面现象。这个“本质上”成了孙行者头上的箍子，随你怎样也挣不脱。聂绀弩在一次会上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哪篇文章不发表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这真是黑色幽默！也的确说明了，这个“本质上”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那个“辞”。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有努力承认划得对，承认我“客观上”（这三个字只是心里暗说的）是向党进攻了，决心努力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怎样改造呢？首先要认识大好形势，由此认识领导的英明伟大，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紧接着，作为反右运动伟大成果的“大跃进”惨败了，三年灾荒饥饿之中，我更加警惕地提醒自己：“务必要看本质，看主流，千万不能再犯错误。”可是总觉得困惑：为什么本质和主流就这样难于看到呢？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与本质相反的现象、与主流异派的支流呢？当然，还是我的立场没有改过来的缘故。立场又如何改呢？仍然要去正确认识大好形势。就这样多年陷于循环论证之中。
到了“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暴行，却叫做“革命行动”，因为本质上是革命。明明是恐怖，加上“红色”两个字，于是红色恐怖就与白色恐怖本质上不同。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明明是全国武斗，全面内战，却叫做“形势大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总而言之，全凭有话语霸权的人爱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那就是本质。你的直接经验里面，为什么仍然是暴行是恐怖是混乱是形势危急呢？那是你看世界的观点方法有问题，迷惑于表面现象，看不见本质。这还是客气说法。不客气地说，就是你的政治立场问题，甚至是政治身份问题。
这一切，调教人的就是一条：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只有全民接受了这种调教，才给“文化大革命”铺就畅通无阻的道路。
经过这样血腥的教训，现在我们更能回味两百年前戴震就已经发出的对于“以理杀人”的惨痛愤怒的控诉。他说：“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习。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同上）他指的是以宋儒之理杀人的时代，和我们时代不同。但是，同样是“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不过我们叫做“掌握客观真理”；同样是“以心之意见当之”，不过我们叫做“灵活具体运用”；同样是“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不过我们叫做“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便是完全同样的“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关键的问题是：真理的基础在哪里？是在千百万小民的直接经验上面，还是在什么“天”上，“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呢？
这是个哲学意味的问题。既要讲哲学，大概免不了讲到本质与现象。现象当然不等于本质。现象不符合本质，乃至与本质相反的情况，大概也会有。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本质总是表现于现象，现象总是表现出本质的。特别是在大量现象已经把本质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凭着“辩证法”之名，硬说本质与所有这些现象全都相反，那就完全是仗着话语霸权，蔑视常识，蔑视千百万小民的直接经验，势必达到“以理杀人”的结果。戴震提出应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两条，我们还需要加上一条：“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是从墨家“三表法”中借用的。墨家逻辑里面有三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本、原、用”，叫做“三表法”。“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应用“原”的标准。其原意与我们不尽同，且不详论，但是借用来表示必须尊重普通人的直接经验的意思，倒很恰当。这样，“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三句话，恰好说到了知、情、意三个方面。就每个人自己说，一切都要从“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原察自己的耳目之实”出发。
回头看刘绪源先生的议论，我又进一步想：问题还不仅在政治上，不仅关系到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理论权威的时候，而且在文学艺术乃至一般思想文化上，在关系到一时兴盛的“公共话语”的时候，同样需要这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
即如女性主义，现在并没有与政治权力结合，但已经成了相当有力的“公共话语”，大家通常都不愿意冒犯它。从女性主义看来，过去的文学艺术，都是男性中心的，所塑造的女性美，都是男性所欲见欲得的女性美。这大概是事实。可是，那些究竟是不是美呢？经历女性主义觉醒以后，是不是必须否定过去文学艺术中一切女性美，又代之以什么样的女性美，才符合女性主义的审美观呢？别人不知道，我就有这个困惑。一时解决不了，回避得了。我可以不赞美过去的文学艺术中的女性美，至少含糊其词，以免冒犯女性主义的声势。而绪源不同，他既明说川端康成塑造的女性美多为女性所不喜，而又大赞大颂之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这是我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他这样做，完全出于他的自觉。他说：“当一些时新的理论或口号开始远离我们早已掌握的常识的时候，我发现，这往往也就是需要我们警觉或加倍小心的时候。这是多少年的教训所教会我们的一点防身的法宝。当然新理论有可能突破常识的范畴而站住脚，并逐步成为新的常识，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是很多。我的意思也并非不要进取，只是强调进取时要‘小心’（这本身已构成一种常识）。有时常识也会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尺之一，因为它正是我们长期实践的产物。”（《“纯粹文学”与“娜拉”》）尊重常识，相信常识，和尊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是同样意思。在文学艺术方面，“本质论”的权威，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但一些时新的理论或口号，否认我们早已掌握的常识，与“本质论”否认百姓耳目之实，还是一样。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样需要从认识论高度，强调“百姓耳目之实”的第一位的意义。也不是要否定女性主义对过去文学艺术的批评，而是要探讨怎么更全面地把这种批评保证在不违反大多数人常识的合理范围内，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问题推进一步。
绪源将近年文章编为《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一集，命我作序。目录上所列文章，我多未见，但是我很愿意就我所读过的，谈我所受于他的启发，作为此篇，以志我的感谢。能不能作为代序呢？
寻求智慧的对话
？ 赵善华
上古时期，诗与哲学水乳交融。后来，哲学僭越于诗，于是就出现诗与哲学的分野。然而，三十年河东到河西，西方后形而上学消弭诗与哲学疆界，再一次将诗与哲学实行嫁接，开拓新的心路。乃至于有人断言：最高的哲学必然是诗化的，而最有价值的诗必然是哲性的。
以这种眼光考量庄子，他无疑具备了“诗哲”的资格，周身充盈一种潇洒的诗人气质。庄子是诗意地思，诗意地言，思想矿藏里包含了对自然、人生、历史、审美诸对象的提问和解答，而提问的兴趣远远大于回答。所以说，庄子的哲学是“提问”（question）的哲学，而提问之学必然是智慧之学。近日翻阅杨安仑的“庄学”一书（《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庄子思想与中国艺术》），窃以为作者寻求的即是“智慧的对话”，因为该书书写出庄子“诗哲”身份，揭橥其“提问”大于解答的哲思。
在生命哲学的视野上，《庄子》一书追问了生与死、有情与无情、入世与出世这三大问题。庄子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的精神现象，他关注人生价值或生命价值，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意义的美学关怀。庄子的精神现象学，其思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多以文学化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寓言和象征、反讽和隐喻等修辞方法成为其思想的策略。所以，庄子哲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在许多场合，庄子凭借反逻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思辨逻辑。这一看法，反驳了学界多年来流行的中国古典哲学缺乏逻辑思辨的错误观念，有助消除长期存在于某些学者中间的对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偏见和误解。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感叹道，“生死”问题为最高的哲学问题和最高的美学问题。庄子是先秦诸子中讨论生死问题最多且深的思想家，既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