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武侠仙侠电子书 > 张之洞评传 >

第32部分

张之洞评传-第32部分

小说: 张之洞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③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①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