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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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为政》。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子路》。
　　③《荀子，君道》。
　　①《申鉴·政体》。涵芬楼1936年影印本。
　　②《贞观政要》卷七《崇懦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包拯集》卷一《天章阁对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全集》，卷三十四，奏议三十四，《设立自强学堂片》。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灾象可忧储粮平粜折》。
　　⑤《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密陈琼防人才片》。
　　⑥《全集》，卷二，奏议二。
　　⑦《张文襄公牍稿》卷二○。
　　⑧《全集》，卷四，奏议四，《整饬治理人才片》。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胡编《年谱》卷二。
　　③《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
　　①《世载堂杂忆》第81页。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
　　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83—184页。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