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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张之洞评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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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础悼山猓胁豢煽章燮湮模芏绕淅怼<慈缱釉⒀裕狡涫露辔谟卸疗湮淖置铮允窃湓淇山猓拇幼炙常裼兄榇螅柿钇溆镌诳上豢上湔吆酰恳跃Ъ沂凳虑笫侵ǘ磷樱湟嫖尴蕖4蟮痔斓丶淙饲槲锢恚轮菱鱿四┲拢匪荒芫≌撸硬课薏挥兄淙っ畲Γ现酚纫滓巳胧ぁ9什欢磷樱恢呃坊z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熹语,转引自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
  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8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④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48年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颖州府夏教谕书》。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朱慎南遗书序》。
  ④《谕纪泽》,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孙芝房刍议序》。
  ①《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戴,戴震;江,江水;钱、钱大昕;秦、秦惠田;段,段玉裁:王、王念孙;皆清代著名汉学家。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荀子·礼论》。
  ⑤《论语·为政》。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言第二,宜讲汉学。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讲汉学。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②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④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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