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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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之洞认为，“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②为避免士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前茫然无措，虚掷年华，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一、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①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②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