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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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论语》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①显而易见，以上罗列“圣经之奥义”与“西法之要指”的对应关系，颇多牵强，连之洞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之洞以“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依据。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②“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光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之洞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③之洞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了。
平心而论，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途。“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亦确道出文化史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才会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相互赶超，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在振兴民族文化，赶超先进，建设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务必克服尽弃“中学”，全盘“西化”与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两种错误倾向。在这方面，张之洞一百年前的思考，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朝臣的立场，张之洞错误地将近代已经陈腐的“纲常名教”之类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和捍卫，甚至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①，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限度，则陷入迷误和荒诞，对此，历史已经公正地予以扬弃。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正学报序例》。
②《劝学篇·序》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③《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五节“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变化剧烈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②。
大致归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政体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领域内，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仍由洋务派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力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广泛传播于各阶层、各社会集团。这是因为，“中体西用”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中华民族群体，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和受制于沉重传统因袭负担而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文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士人、官僚在弃旧不愿不能、图新有意有限的两难心境下作出的一种“折中”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竟然使“天朝上国”惨败于“红毛蕃种”，士林震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理智地承认“外夷”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确乎高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味着采纳“西技”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中华文化本体。虽然林、魏尚未作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概括，但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它的思想先导。
五十年代兴起太平天国，六十年代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君主专制之“中体”，愈加风雨飘摇。惨烈的内外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权臣对于以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西用”的歆羡之情。以“制器练兵”、“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运动是思想孕育的温床，思想是运动操作的向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循此思路，士林中人多有引发申张。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都是冯桂芳之意的延伸。进入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更趋明朗。“中学”与“西学”作为对待之词被屡屡并用，而前者为体、道、本，后者为用、器、末的主从关系也形乎言辞。1893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西学》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四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详论中、西学之关系：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①应该说，孙家鼐已将“中体西用”说的精蕴阐发无余。他不仅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孙氏的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以上史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孙家鼐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之后近两年，上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问世，更有卅载之遥。用梁启超的话讲，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②，“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②《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③。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④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