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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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专制、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专制、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专制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