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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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和党的灵魂人物，除了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术创新外，还在于他有长远的政治战略和理念。罗夫的政治目标，不仅仅是让布什当两届总统，而是建立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的长期主宰。他常常以历史学家自居，认真研究了1897年上台的麦金利总统。他认为，麦金利在南北战争后党争的乱局中，逐渐摸索建立了一个新统治联盟，建立了共和党的政治主流，是美国第一任现代总统。这个主流，到罗斯福的“新政”而结束。从“新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民主党成为主流。现在又轮到他来重新建立共和党的政治主流了。
建立这一政治主流，他自认为是在导演一场政治反叛。“新政”以来，共和党一直被新英格兰的金融精英所控制，被称为是华尔街董事会的政党。但自从1964年戈德华特掀翻洛克菲勒、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约翰逊之后，政治版图大变。草根性的南部共和党政治力量开始崛起。1960年大选时，记者描述投票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和党领先，直到下午劳工阶级下班来投票，民主党才追上来。一句话，共和党是高高在上的党，民主党是劳动阶层的党。如今，大量劳动阶层、农民、低收入阶层投向共和党的怀抱。罗夫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他指出：“得州的选民是土得掉渣的。他们要求他们的领袖和他们一样，说话痛快，直来直去。共和党是个反精英的党，是为小人物的利益斗争的党。我们的候选人从来不可能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而赢得选举。”那些头脑简单、一天到晚去教堂的人，就是他眼中共和党的基本力量。而他建立的庞大政治机器，就是为了动员这股力量而设计。
很难想像：一个给最富的百分之一的阶层减税的党是为小人物而战。但是，罗夫确实为共和党找到了一种小民百姓的语言。19世纪以来，金融利益控制了政治。老百姓了解政治，至少要看报纸，仅此一点就把许多文化不高的人剔出政治过程之外。所以，民众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金融精英可以垄断政治过程。到了“新政”，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崛起，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抑制了金融资本的势力，代表这种势力的共和党处于下风。但是到了战后，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普通百姓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直接听总统对政策的解释，进而成了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所以，共和党必须从董事会走向草根。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共和党精英集团失势、南部阳光带（或圣经带）的草根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并主宰了共和党的原因。罗夫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夫不仅反对“伟大社会”，反对“新政”，而且反对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在他看来，进步主义试图用良好的政府和公共政策来代替大金融集团分肥的政治过程，使塑造公共政策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他的使命就是解构这种权力。在这方面，詹姆斯•；麦迪逊是他的英雄。麦迪逊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怎么防止多数派的利益对社会的主宰。在麦迪逊看来，防止这种不公正的主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高于这一多数派的“继承性的或自我任命的”权威，一种是把社会分成众多小的利益集团，使这些众多的小集团无法组合成一个主宰的多数集团。罗夫认为民主党自“新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前者，即靠仁慈的精英所组成的联邦政府来统治。他所倡导的则是后者，以小利益集团、草根社会的组织来统治。
然而，罗夫为了解构民主党的精英统治，却正在创造一个多数派对社会的绝对主宰。在他的指挥下，布什赢得了历史上最多的总统选票，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增加了自己多数派优势。最高法院将被保守派主宰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大部分州政府被共和党控制。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利益，已经扩张到政治机器的各个角落。大企业对经济的统治，将进一步被强化。更重要的是，布什正在创造一个空前的大政府，并要用这一政府为自己的选民基地的利益服务。多数专制的利维坦正在形成。
另外，罗夫在政治斗争中的焦土政策，在一路获胜的过程中，也留下一连串难以愈合的创伤，使国家陷入空前的分裂，美国陷入了笔者所谓的“国内冷战”。这也将使美国未来为之付出代价。
如今还很难估价罗夫的遗产。不过，这个超级师爷，帮助共和党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当在意识形态上代表穷人利益的民主党疏离了小民百姓时，罗夫却使共和党成为一个草根党。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2004年11月6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1节 上帝的召唤（1）
上帝的召唤：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的复兴
这次布什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媒体称之为基督教的胜利。据盖洛普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的基督徒。他们之中，有78％投布什的票，21％投克里的票。实际上，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福音派和再生的基督徒就差不多占选民的同样比例，并且具有同样的投票倾向。可见，所谓基督教的胜利，所指的并不是本次大选的一时之得失，而是体现了美国政治中重要的、长期的趋向。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为什么这种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一党垄断？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眼光。
美国是由清教徒主要创立的国家，特别是最初的许多移民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冒险渡过大西洋，寻求新的宗教乐土，因此他们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至今，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宗教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特别的宗教狂热，即所谓“觉醒”，使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其他“正常时期”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觉醒”中，不同种类的宗教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感情宗教”常常压倒“理性宗教”，直接触发反智主义的兴起。不同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利用强大的宗教潮流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
布什显然利用了最近一次宗教“觉醒”中的反智主义力量，建立了他和草根社会强大的纽带联系。他的胜利，是反智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这种宗教反动，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主题，并且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第一次这样的宗教反动，大概要数18世纪上半期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强大影响。到1768年，殖民地已经有6所大学。哈佛（1636年前）和耶鲁（1701年）创立的原初目标，本来是培养神职人员。但在18世纪，这些学校开始培养律师、商人、医生和科学家。即使是神职人员，也受到启蒙主义的洗礼。在18世纪中期，所谓“理性的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小批追随者。这一自由主义教派认为，上帝不像卡尔文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生畏、只给一小部分精英的“选民”提供拯救。相反，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他会给所有人提供拯救。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通过理性，人类可以追随耶稣的道德训戒。
但是，这样的理性基督教并没有改变新大陆的信仰。当时，殖民地的白人只有一半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理解欧洲启蒙主义的哲学。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还是诉诸《圣经》的神性而非人类的理性来求得拯救。
所谓“大觉醒”，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在大西洋两岸，许多新教的神职人员视“理性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并担心新大陆的教堂不足可能致使许多居民放弃基督教。这一恐惧，使许多英国的传教士到新大陆巡回传教。从1730年开始，他们的福音派教义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其手法是直接诉诸人的感情，把教堂变成了一个戏院，在传道时用戏剧化的肢体动作、眼泪和对地狱的恐怖描述来打动听众。许多善男信女被吓得浑身颤抖，绝望地哀叫：“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这一高度戏剧化的表现打动了各阶层的人。人们纷纷涌入教堂，一些新教堂也纷纷拔地而起。
“大觉醒”反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虽然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充满了信心，但大多数民众面对独立战争前夜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一个天灾马上带来饥饿，海上贸易的中断会立即引起生存的恐慌，流行病可以轻易地把一个村子抹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上帝的惩罚”，人们有强烈的救赎的精神需要。“大觉醒”中的所谓“感情宗教”，也正是传统神职人员试图防止“理性宗教”侵夺自己的势力利用这样的精神恐惧对启蒙主义精神进行的一个回击。不过，他们的煽动，也激化了教派林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冲突。为了争夺教徒，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用一群狗来扰乱竞争对手的传道。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虽然也是虔敬的基督徒，但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可以用希腊文读柏拉图，用拉丁文读西塞罗，并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因此，“大觉醒”的一个后果，就是促使他们把新的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大震动。
宗教运动最早影响到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的，还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南北战争后，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迅速崛起，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这时，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盟友，开始意识到这一镀金时代已经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一些崭新的领域，如社会工作，或通过教育、新闻来改造社会。像杜威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或医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一些州的地方政治家也开始支持他们的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集中在改善成人教育、公共健康和吸收新移民等方面。接着又提出“煤气与水的社会主义”，要求垄断这些资源的大公司，为社会提供公道的价格。新闻记者们开始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不惜破坏环境、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而牟取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