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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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
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
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但
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
奇炫博，大加解释，“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①，尤其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
②
古’三万言” 。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
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为“弟子”，东汉时
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
式招收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
选送的，“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
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
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
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
的儿童，虽未满18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
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
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
到1000人；成帝末期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
4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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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
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
经，年50以上、70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600石之官，统让子
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3万人。短短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50人增至3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太学的教材都是明经。在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五经不仅是学习
的材料，而且是策士铨材的标准，并立为学官。汉武帝时设置博士，共《诗》、
《书》、《礼》、《易》、《春秋》五家。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
家。西汉末年将《易》分为四家，《书》分为三家，《仪礼》分二家，《春
秋公羊传》分二家，共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汉代的太学很注重考试，董仲舒在对策之中就建议太学“数考问以尽其
材”。《学记》中也说古代太学每两年考试一次，七年考试及格的叫“小成”，
九年考试及格的叫“大成”。汉代实行考试主要是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不采
取考试的办法，就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考试既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
好坏，又能督促学生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尊重老师，严守师法和家法。
当时考试的办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具体方法是
由主考官提出问题，“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办法与现在的抽签考试
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
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重任。同时甲科的授官高于乙科，如何武“以射策
①
甲科为郎” 。要是考试“下材及不能一艺”者，则勒令退学。对策之法是
主考官将问题写在策上，问题大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的策问，要应试者笔试
回答，根据文辞来定成绩。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被荐举后，三问三对而被任
命为江都相。
汉武帝时，即定“一岁辄课”的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将原来
的甲、乙两科改为甲、乙、丙三科，增加录取人数。甲科40人为郎中，乙
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为文学掌故。光武帝时，又恢复甲、乙两科，
但废了射策制度。至质帝本初元年 （公元146年）又废甲、乙两科，只依等
第的高下来补官。桓帝在位期间，由于太学生人数增至3万多人，每年要考
试已成困难。于是改变过去“岁试”的办法，在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实
行每两年考一次，录取做官的人数不限制，以通经多寡为标准的办法。入太
学二年后，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教，通三经的擢升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
升为郎中，通五经的，可补高官，随才而用。倘若不及格的则可以每过两年
再考，直至通五经为止。这样，太学生就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一直考到通五
经为止。这对于鼓励学生不断学习，学成通材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这种考
① 《汉书·何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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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度可以使学生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对学术的自由发展是有利的。如
马融博通《孝经》、《论语》、《周易》、《三礼》、《毛诗》、《尚书》，
其弟子郑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创立了“郑学”，
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
当时不仅太学生步入仕宦要考试，就是郡国推荐的孝廉、茂才，诏令特
举的贤良文学，甚至尚书一类的高官，也要考试。可见，注重考试是汉代太
学的一大特点。
但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由于人数太多，仍然有一些学生“结
①
童入学，白首空归”。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9月，为照顾一些年逾
六十而考试仍不合格的学生，全部给他们太子舍人的职位。《后汉书·献帝
纪》记载一首民谣说：“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不褰裳，当还故乡。圣主
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另一方面由于重视考试，也出现
一些不良现象，如为了争等第的高下，往往发生纠纷，互相攻讦，甚至有贿
赂主考官的事情。
通过太学培养出去的太学生，不少是博学通达之士，他们大多关心国家
时政，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我国历史上太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是从此开始
的。西汉哀帝时，司隶鲍宣因阻止丞相孔光属吏不得行于驰道，没收其车马，
而被下狱。太学生王咸闻讯，高举大旗，振臂一呼：“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
一时应者云集。因为太学生的干预，鲍宣才免于死罪，改为髡钳。这是我国
历史上太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纪录，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太学生运动的第
一页。
东汉末年，太学生便大规模参与政治斗争。恒、灵二帝时，由于宦官、
外戚把持朝政，垄断仕路，一些太学生或逃入深山，或躬耕陇亩，或苦身修
节，或隐居讲学。其中不少庶族子弟，他们倍感家世的凋零和仕途的渺茫，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太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是在桓、灵时期，他们与正直的官僚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戚、宦官势力而被镇压的“党锢之祸”事件中。
桓帝后期，宦官独霸政权，气焰甚嚣尘上，激起了正直官僚、名士的愤
①
怒，“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从而涌现出一批敢于抨
击宦官势力的正直人物。如北海太守杜密剪除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济
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道旁。在反宦官集团的斗争中，
太学生郭泰、贾彪、太尉李膺、南阳太守陈藩等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他们
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集团。在太学诸生中，流
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暴陈仲举（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①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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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说法。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处决了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以及与宦
官勾结的张成之子，宦官就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
①
谤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则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
②
百余人被收捕。当时，“朝廷寒心，莫敢复言”。然而，太学生贾彪不畏
强暴，入洛阳求助于城门校尉窦武上书营救，另外尚书霍酺等亦为党人讼
冤。次年，朝廷将“党人”赦归故里，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经过第一次党锢，太学生们虽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意志，反而
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如太学生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
③
大夫迎之者 （车）数千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灵帝继位，外威窦武为大将军辅政。他与陈藩
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他遇事迟疑不决，事
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宦官侯览派人诬告太学生张俭与同乡24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又趁机上书，
请求逮捕“党人”李膺等百余人。一时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尽死
狱中。其他因仇恨陷害而相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在逮
捕“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以“事不避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
节。范滂的母亲还勉励范滂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
何恨？”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熹平元年 （公元172年）窦太
后死后，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
逮捕“党人”和太学生、郡国生徒千余人。熹平五年，朝廷又下诏：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