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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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雄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昆体良对西塞罗推崇备至，但他
“当仁不让于师”，他认为他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而比西塞罗更前进一步。
昆体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众多的雄辩术研究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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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后，人渐渐稀
疏了。最后，走到天水相连、茫茫一片的海洋之上。这时，昆体良只能隐约
看见一个同行者，此人就是西塞罗。但是西塞罗已经落帆停桨，停止前进了，
而昆体良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航行一段路程。昆体良所要航行
的这段路程，这是进一步讨论雄辩家的道德修养问题，即一个雄辩家首先应
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痛感社会上道德沉沦的昆体良坚持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
在教育任务中的首要位置。他所培养的雄辩家，必须是善良的精于雄辩的
人，善良是第一位的，在雄辩术上达到完美之境是第二位的。一个品德邪恶
的人不可能成为完美的雄辩家，即使这种人能在法庭上胜诉，并捞取大量钱
财，昆体良认为他们也不配享有雄辩家的称号。真正的雄辩家应当是高尚
的、值得尊敬的、在德行上无可指责的。昆体良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雄
辩术却用之于教唆犯罪、陷害无辜、与真理为敌，教授雄辩术的教师就不是
给战士以武器，而是给强盗以武器。如果上天赋予人以说话能力，却被人用
去犯罪，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更好。不言而喻，要培养出具有崇高道
德的雄辩家，只有道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做到。昆体良这样要求别人，他自己
也是值得称颂的榜样。从教育理论着眼，昆体良摆正了德与才的关系，强调
了德才兼备。他说：“在我看来有德行的生活甚至较之最卓越的雄辩才能更
为可取。”
当时一些浅薄的雄辩术教师只着眼于雄辩的技术训练，只要能争取在法
庭上胜诉就已足够，认为雄辩术不必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昆体良力辟时人
之非，力主专业教育应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普通知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
在书中不惜用很大篇幅论述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等学科的重要意
义，并指出揠苗助长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危害。昆体良坚持专业教育必须以
坚实的普通教育为基础的原则。
昆体良对教育的作用抱着极大的信心，对于教育的功能怀有极大的热情
和期望。他认为，大多数人既能机敏地思考，又能机敏地学习。畸形而愚鲁
不可教的人是极少的。因此，一般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同时，也要充分认
识到，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因此，教育者必须研究儿童的心性。昆体良继承
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视人的天性的差异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进一
步的发挥。首先，人的禀性不同，教育的方法也应随之不同。其次，儿童的
天赋、倾向各异，应根据其倾向和才能进行教育。第三，必须遵循年龄的特
点，要了解并确定儿童在不同年龄时期的接受能力。
昆体良步柏拉图的后尘，较为重视学前教育。当时有人不主张在儿童7
岁前接受智育，昆体良则力主儿童在能说话以后就开始学一些初步的知识。
虽然7岁前的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总能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学到一些
东西，一点一点加起来，就可观了。他认为，教育好孩子是父母、家庭、社
会和学校的共同责任。
作为一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严于律己、以身为教的优秀教师，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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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对教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在道德上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
既不能允许学生失德，更不能允许自己失德。其次，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
对待自己的学生，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关心，是
学生乐于接受教育的重要条件，也会使学习变成愉快和吸引人的活动。文艺
复兴初期，把学校办成“欢乐之家”的维多利诺之所以赢得“昆体良人物”
的称号，不无原因。但是放纵是邪恶之门，教师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
不纵容。愈是经常告诫，就愈能少用惩罚。
昆体良在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在教学法上的成就。在西方古代和
中世纪的教育家中，就教学法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昆体良那样给后
代以深远的影响。
昆体良劝告人们，应该从儿童诞生的最初几天起便注重他们语言的发
展。因此必须挑选发音良好的乳母和保姆，儿童的游伴必须经过慎重选择，
必须注意同伴中的粗鄙语言和丑恶行为会损及儿童的心灵。在儿童初学识字
时，可以用雕有字母的象牙人像，使儿童在玩的当中学会字母。然后是学习
音节，要把所有音节都学会，要反复练习，使它牢固地记在心中。在这之后，
学生就可以开始学习单字和由单字组成的短句。学习阅读，开始时，一定不
能求快，否则会造成困难。书写有助于学习，故不可忽视。
昆体良特别热烈地论证学校教育的各种优点。他是班级教学制的拥护
者。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级，教师同时对全班而不是分别对个别学生进行教
学。实行这种制度，不但教师一次可以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且
学生中良好榜样的影响，互相模仿、竞赛，从教师对别人的批评和表扬中受
到警惕和鼓励，公共活动和交往给人的锻炼等等，都不是个别教学所能比拟
的。
依照昆体良的见解，学校教育应当以训练演说家为目的。良好的学校教
育应该考虑每个学生的个别特性，使学业适应于学生的特性。上课时的紧张
的智力劳动应当和休息轮流调剂，而最好的休息乃是游戏。但游戏应有节
制，过度的游戏养成懒惰的习惯。其次，游戏应有助于智力和道德的发展。
在古代各民族的儿童教育中，体罚是普遍现象。古埃及、希腊都有关于
体罚的格言流传下来。中国的“教”字是由表示教育目的和内容的“孝”与
表示教育方法的“攴”（音扑，轻击）组成的，说明无体罚即无教育。但是，
昆体良在公元1世纪就第一次提出反对体罚。他所指的理由是：（1）体罚
是一种残忍行为，是一种凌辱。（2）如果申斥还不足以矫正孩子的过失，
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 （3）如果经常正面告诫，在课业上严加督促，体
罚就没有必要。（4）幼年时使用体罚，一旦长大以后，恐怖失去作用，就
更加难以驾驭。 （5）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
昆体良奠定了教学中的量力性原则的思想基础。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在深
入观察、了解学生个性及能力的基础上，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
既要避免要求学生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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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复告诫要防止学生的负担过重，“因为超出他的智力之上的东西是不能
进入他的头脑的”。最要紧的是，教学方法当明白易懂，不能故弄玄虚。愈
是无能的教师，愈是装腔作势以抬高自己，“愈是无能的教师，愈是教得晦
涩难懂”。
教师要善于回答学生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对学生作业的表扬
既不可吝啬，也不可浪费。因为吝啬会使学生产生对课业的厌恶感；浪费则
易使学生产生自满情绪。
教师的榜样是重要的，但昆体良认为，仅仅靠教师的榜样还不够，还必
须以严肃的纪律约束学生的行为，学校要进行严格管理。
昆体良还要求中高等学校和初等学校教师在学问上有深沉的造诣。他提
出一个极饶趣味的愿望，要使每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抽出一些时间到初等学
校去授课，研究儿童教育的方法，研究儿童。
根据当时的习惯，昆体良主张儿童的人文教育应从学习希腊文开始，而
不从学习本国文即拉丁文开始。在语文学习上，应当注重阅读和研究大作家
的作品。
由于罗马人过去几乎没有音乐教育，深受希腊教育影响的昆体良从演说
术的需要出发，坚持要实施音乐教育。他认为音乐可以培养演说家所必需的
声音柔和性和讲话及动作的节奏性。
学习语言和音乐可以养成正确的发音，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文风。演说
家的思想的严整性和一贯性，则全赖学习数学 （尤其是几何学）才能做到。
因此，昆体良为文法学校（中学）规定了这样的课程：文法、作文与论文写
作、音乐、数学、体育与声调训练。
昆体良还提出并讨论了中学课程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学课程应该单
科独进，还是多科并进？齐头并进是否会引起负担过重？他赞成齐头并进，
认为学习种类的变换，对学生的精神是一种调剂与休息，可以减轻疲劳。他
认为青年的接受力强，接受量大，而且学习时间最多；中学的那些课程不致
引起负担过重。他觉得所谓负担过重，往往是“懒惰”的借口。
说到学习方法，昆体良介绍了三个顺序递进的阶段：摹仿、理论、练习，
而后者尤为重要。说到背诵，昆体良主张背诵从优秀作家作品中选出的片
段。同时他对应该如何熟记给予一系列非常合理的指示（将要熟记的东西分
为若干容易理解的不太零碎的段落；集中注意于所记的材料等等）。昆体良
提出了一个极宝贵的要求，要把学习放在牢固的基础上，而不求急进，因为
急躁和草率会造成有害的结果。
文法学校修完后，就应进修辞学校，接受讲演术的训练。学习雄辩的题
材应该广泛。一个雄辩家应能对他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能进行讨论，发表演
说。
昆体良特别讨论了雄辩术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应
把哲学放在重要地位。根据斯多噶的传统，昆体良把哲学分为三部分：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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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物理学、伦理学。昆体良的辩证法包括词义的辩析和逻辑学。物理学是
指斯多噶派的自然哲学。伦理学是哲学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昆体良认为雄辩
术之所以与哲学关系密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因为雄
辩的任何题材，都离不开道德问题。
跟希腊哲学家的教育论著不同，《雄辩术原理》一书没有接触到一些教
育上的根本性问题。但它是古代西方的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法论著。昆体良的
关于儿童、课程、教学方法的意见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教育实践，也总结了自
己长期教学工作的经验。不过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的有关小学与幼
儿教学的理论，而是他的有关中等——高等教育的主张。
在整个罗马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