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0-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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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胡氏拒高官于前，但这一次，胡适是当了真的。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在季老的印象里，说胡适“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知人论世，对于胡适而言，能抓住其“书呆子”的这个侧面，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儒的入世意识对于中国士人来说，是已经流淌于骨血中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士人的最高理想。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而已。对于大儒，自然有远高于一般的非常之想，对于小儒，给一个官禄，也就苟且了。胡适自然不会权且苟且，此前的小小部长院长不在话下，这次一下子给了个“总统”，就不能不令他神情凄惶，不知所措起来，继而以为是真的，以至于竟快意地对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言下所透出的庙堂气概亦可冲天。
但胡适终究没有脱略了一身的书生气。胡适命里无官，实在是因为性格里不能做官。混沌一点说，我们的文人宿儒们，大致都难脱掉这一层书生气的。也就是这一点点书生气，造就了真的知识分子群。我仔细地思考这“书生气”的内容，觉得也是十分地简单，不外乎一是看问题容易较真儿，二是生活理想化罢了。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述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的事。“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竟然极妥帖认真的改了，搞得胡乔木下不来台。李慎之先生自知是钱钟书的“书生气发作了”，即从中斡旋。钱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自云“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等等。谢泳解释钱钟书的作为，是多年压抑下的“反弹心理”，是要“出口气”，就似乎有些言过了。看钱钟书的《围城》，没有人不觉得钱氏的世事洞达，但看钱钟书的生活，就远非如此。写得出锦心绣口文章的，甚至参破世象的，却不一定就能做得出来。比如钱钟书，这样的事必是了然的，但一做就又回复自己的本真了。心性中的东西总也难于改变，为文的事和为人的事也远不是完全一致的。汪子嵩议论过“钱端升的天真”，照理看研究政治的，怎么还要“天真”呢？其实，学问毕竟是学问，正如书生毕竟是书生一样的。西南联大时的政治系历届系主任无一不坚持要在政治之后加上一个“学”字，当时张奚若对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为政做官的现实与寻访学问的理想是大异其趣的，张奚若的用意自然分明。
知识分子的较真儿，是通常为人讥讽的私处。然而惟其较真儿，才存有了他们的理想境界，也才使其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安身立命。近读韦柰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2〕其中有一段叙述文革期间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黑帮”挨批的场景。在文研所，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斗大会之后，都要被“游街示众”，在大院里转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头，手里拿一面锣，“当当”地敲，众人围观，孩子们则投石块、吐口水。为了区分众多“黑帮”的不同身份，他们被要求每人用一块黑布写上白字，缝在衣服上，如“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韦柰不禁痛切地感慨道：“看来，这些做了一辈子学问的人，永远也忘不了‘认真’！”这样的“认真”，只是在那样的年代里发生吧！这样的认真，是无奈的苦痛，是自戕，是自虐。这“较真儿”里，依稀渗出淋漓的血色。“书生气”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无法化解的悖论。存了它，知识分子们却常常为人嬉戏；灭了它，知识分子则回归世象实物，而短缺了理想，谁还来思想呢？
当然，我这里说到的“知识分子”，指的不单单是学了一些知识的人！
注释：
〔1〕陈红民《智者千虑》，《读书》1999年第3期。
〔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
苏州先贤
苏 州 先 贤
？ 山 谷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276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一个多月后，清军入主北京。
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开始了。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将多铎进抵南京，大学士王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众跪降，南明小朝廷灭亡。
清军在江南遭到了远比在北方地区更为激烈的抵抗，苏淞地区的常熟、太仓、昆山、嘉兴、松江等处的反清武装斗争都非常活跃。八月，剃头令下，江阴、金坛、武进等地的抵抗进入高潮。江阴人在典史陈明遇、阎应元的率领下，合城男女，一体抗清，城破后，“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苏州城内外，武装反抗的白头军，“斩木揭竿，间有执戈矛、被甲胄者，皆以白裹头，大都用布，额加红点。手持二三大明旗号”，一度大败清军总兵土国宝。失败后，清军搜索杀戮，“城中死人无算”；明少詹事徐禥泛舟投虎丘后溪而死，中书舍人文震亨亦投河自杀，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后死去，遗书说：“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在常熟起义的同时，昆山民众也奋起抗争，人人手持“白梃”，集会盟誓于关岳庙前，设坛置明太祖皇帝神位，树大明旗帜，申明约束，宣布起义。起义失败，清军入城后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死溺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情况之惨烈，骇人听闻。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那个特定时代有名的暴力罪行，新生的政权需要用人血来染红易代的旗帜。除了镇压，还是镇压。有明一代，三饷加派，江南特别是苏淞地区的税赋较全国其他地区格外沉重，不如北方受朱明王朝的“皇恩”深厚；民众的性格柔曼温和，也完全不似北方人的强悍，但苏州地区民众对明王朝的忠诚，对异族的抗争却较北人为烈。他们宁愿“留发不留头”，以死来抗争异族的统治。苏州玄妙观前卖饼人拒不剃发，“歌曰，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而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闰六月十一日夫妇同缢死”；唱戏的周之兰，“妆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如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死之”。广大民众的表现如此，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种种反抗，也可圈可点。
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为虎作伥，还有张岱、余怀等人的遁迹江湖。这些明末的知名人士的气节和操守，在社会政治局面发生裂变的情况下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迥然不同，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包括秦淮河上的八艳，也明白了个中的底细。
明末士子的变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体人格的差异。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一个近300年的朝代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这儿发端的。这句话说得并不刻薄。
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与杨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的气节，聚会于无锡东林书院，既认真读书，又抨击时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相比，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
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得以平反后，复社继起，投归门下的士子各有各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一时鱼龙混杂。“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的人的不同的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事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在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