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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书屋2005-05-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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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粪便各有各的妙处,就直观的来讲,羊粪表面光洁干净而内里丰厚,可称之为“圆润”;牛粪落地后仍热气腾腾,可称之为“温暖”;鸡粪因其食性不同,常常是黄白灰黑色彩具备而相间,可称之为“绮丽”;在寒冬,人们若要从猪圈里起粪时,遇到的必然是猪粪的“冷静”……对不起,再说下去,就该呕吐了。
  语言之于文学本是一种工具,把工具本身当成目的,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可承受之重。她真正应该承载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想象力,比如阅读快感,已越来越稀有了。
  此外,在中国还有一种称为“哲学家”的产物,以周国平可为代表,其特点是所写的散文中充满了“哲思妙悟”,但仔细一看,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抄袭之嫌。因为关于抄袭,文法已有公论:凡引用文字占到全文百分之三十以上者,视为抄袭。在周国平等人的“作品”中,有的是克隆思想,有的是克隆文风,更有甚者是直接克隆文字。以短文《关于婚姻的自嘲》为例,一篇仅仅五百字的短文,引用他人轶事、语言就达四百余字,而且均可从名人轶事或格言辞典一类的书上找到,何其容易!
  二、缺乏思想的原因探析
  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一种畸形的承接。比如对于庄子,其思想的博大深厚,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我们的作家,就内容而言,则集中感兴趣于厌世的情绪、失意时的逃避、怀才不遇时的自慰,就形式而言,也逃不开仪态万方一类的赞誉。在今天,庄子的思想更体现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环境的深沉忧虑。这一点几乎是神奇而先验的,然而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几乎同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卢梭、马尔库塞或罗马俱乐部的著作中发现。所不同的是,后几者都是直观的忧虑,庄子则是奇诡的预测。故尔,同样的思想,庄子的表达方式更迷人、也更绝妙,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例如,描述人的异化问题,散文大家余光中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
  对于另外一些典籍也同样如此,它们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的语言神话。而对于思想的传承,则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或者是奋进而济世的,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或者是低沉而回避的,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以文人常常倾心的魏晋风度为例,这种把儒释道杂糅的东西,在历朝历代都绵延不绝,产生了像《小窗幽记》、《菜根谭》、《幽梦影》一类的著述。这种情调与流俗之下,对于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写作者都没有力量真正面对,因为他们看惯了传统文化中浮光掠影式的东西,无法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内核。
  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凡模仿,是断然不能产生思想的。真正的心灵颤动是共鸣,而不是模仿。1865年,尼采在看到叔本华的著作时,他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他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好像叔本华在亲自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名动一时,但这几个作者的不凡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自己的东西是在模仿,捞一回闲名也就各自去了,不死套在文学圈里。该种文学作为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而有的模仿者除却模仿之外一无所长,只好厚着脸皮写下去了,于是读者也只好在这拙劣的模仿中进行着类似“新奇”的阅读。更有知情者却从国外找到故事原型甚至是故事模型。殊不知,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背景,每一次思潮的来临都能找到生活中的源渊。比如二战后弥漫于欧美的消极颓废情绪,产生了萨特等的存在主义、颓废的一代;在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人类生存本性时,产生了马尔库塞的“反文明”,文艺则从中看到了生活中极其荒谬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代派”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生它养它的土壤,只能是产生一些徒具形式的新鲜感,除了最终走向死途,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具备了现代派文学的某些生活源渊时,中国的作家们却由于对模仿所产生的恐惧而裹足不前了。
  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有一句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老百姓和评论家中自然口碑甚好,于是很多作者痴迷于一池浊水、半片秃山,大量运用黄色小段子、民间俗语俚语,并以此博得一片喝彩声。比如,有批评家曾说到贾平凹“一个老人的蠕动的嘴像小孩子的屁眼”,以及类似的句子,走的是欧·亨利描写美国西部的路子。但相较之下,两者情趣大异。贾平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乡村说书人,端着一大碗面坐在街头滔滔不绝。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说事”的人,你要是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反映什么,哪怕就是他的后期作品,如《废都》、《怀念狼》等,除非评论家硬套,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在欧·亨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贾平凹本人对此局限也是深有认识的,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我看同辈作家的作品少得很,那么多,没时间读。有时看了,不以为然,譬如有的作品当时在国内叫响得很,后来看并不咋样。不知文坛是咋弄的。”(以他的聪明,一定知道文坛是咋弄的)“我回想我到底写了些啥东西,还落下个虚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气量和胸怀,每每想起来令我沮丧。这个时代难道只能产生我们这些琐碎的作家吗?”(关于气量和胸怀,中国作家还有一个特性:他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自己是不成器的、末流的,但只限于他自己说,别人若是一说他,可就捅上老虎屁股了)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琐碎正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而津津有味地描写琐碎的作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难舍取媚——无论这种取媚是无意还是有意,至少可以标榜“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四是功利性写作。很多功利化很强的写作者,以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功利化写作,从而也使自己没有思想这一层得到弱化。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有思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池莉不是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池莉可能醉心于市井,忽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演进:她若是进了高中校园,随便问一个高中文科生,他也知道哈姆雷特在想什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池莉所说的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也远不是她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数家调查公司都对中国公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所面临的悲哀最多的就是那几项,比如正义公平、食品安全、腐败等等。池莉也应常在街头闲谈,想必也知道他们每天咒骂着什么,悲哀着什么,可是再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找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隔壁老太太的悲哀吗?那只是一些琐碎或时尚的故事,甚至还不如她的早期故事,比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写得更有意味。可影视一播,名声在外,不由让人坠入其中。
  其实有个问题是不用回避的,写作本身,就包括纯功利化写作和思想者写作的区别,井水河水之别,二者也不必强分什么高下。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功利心,这就有点奇怪了。居于浊滔,却想着不舍清流之美誉,累矣,生搬硬套的“文以载道”居然害人如此!
  现在的年轻一代则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以包装“少年作家”出名的一个策划者,在谈到成年作家时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他在谈到孩子们时则说:“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一为商业追求,一为思想追求,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坦诚一点,互不相乱,利己利他。如果天分是赚钱,则谈赚钱;天分是思想,则谈思想;但一旦反过来,不仅虚伪,更会沦为笑谈。
  三、走向思想之路
  至少要脱身于历史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依古制之,依礼制之,稍有思想的嫩芽,轻则将思想铲除之,重则连人带思想铲除之,久而久之,文化人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定则,对于思想,能远离则远离,哪怕是在开明的时代。这样的结果是,以作家为代表的整个文化群体被囿于笼中,缺少一种向外的张力,比如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对于宇宙真相的追寻……而是只能向内寻求两种东西:一种是对于汉语言和汉文字写作的超越和解脱,产生了呆到极致的汉魏大赋,也产生了美到境界的唐诗宋词,在单纯的文字中乐此不疲,寻章摘句,拾秽就污;另外一种是有着强烈的“泛政治”倾向,无论所言何事,定然扯上皇室官家、权力腐败、民生疾苦、经世济国,只可叹扯上是扯上了,尽是些皮毛之扯,从来没有产生适用于本土的制度建设方面的著作或文学作品——类《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常识》者。
  关于这一点,有一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有个最起码的素质,分得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世界性的东西来展示,哪些东西搁什么地方都不值一提。但是操作这种东西显然太难了,远不如直接写着“世界大众”爱读的东西来得轻松,来得名利,让你惊讶,让你拍案,这就够了,至于思想,评论家能挖出来则好,挖不出来,至少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有了如下结果:至今也没有产生公认的体现某种思想的作品。
  沿着上述道路再往后发展,古时是“有井水处皆咏柳词”,现在是作家们不惜以千金之躯往下三路走,向市井中走,就是从来没有能力往思想上走。有些名字基本上如柳永,家喻户晓,但只能让读者随着自己一起自慰,读者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灵光,丝毫没有启迪作用。所以,只有脱身于历史的负面影响,离开对文字的过分迷恋,真正的思想才会破土而出,铲也铲不掉,烧也烧不死,灭也灭不尽。
  培养形成思想的思维温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有很多作家正痴迷于“无思想”的成功状态中,自得其乐,自忘其侮,在一个视“成功”为惟一标准的超功利时代,成功者的一句洋洋自得的“狗日的思想”就会把培养思想的重任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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