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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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那天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而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在喜庆大典日子里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不少当事的沙俄朝臣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这时李鸿章作为观礼使节，带着一支豪华侍从队伍出现了：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我赶快迎上去……李鸿章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有一两千人伤亡，此事可真﹖”我回答说：“是的……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忽然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情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不解其意，答道，是的，已经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地摇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太没有经验了，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奏报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皇上问我有没有什么瘟疫疾病发生，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随后，李鸿章又解释似的开导我说：“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做臣子的要让他高兴才是，干吗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这一次，维特的感慨是：“我自己想，我们虽然落后，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些。”
不久，沙俄高层在对中国政策上产生了分歧。一派提出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港口，而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极具战略位置，他们要出兵强行占领，并迫使中国把整个辽东半岛都割让给他们。而另一派则不希望这么硬来，不主张这么赤裸裸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侵略派的代表人物是新任陆军大臣库罗伯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索约夫，而维特是代表开明一方的。维特指出俄国刚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的防守同盟，在此情况下夺取中国的港口是极端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即使抛开这些道德原则不说，完全从俄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俄国正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对俄国极具利益前景。结果维特一派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尼古拉二世本人一直就渴望扬威拓土，对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垂涎欲滴，他很自然地接收了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
在这件事上，维特是非常佩服李鸿章的。李鸿章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很长一段时间态度一直很强硬，一再要沙俄政府相信，他认为只要俄国方面向南有任何行动，都会引起两国对抗，对于中俄两国都会是灾难性的。李鸿章并一再让维特转告尼古拉二世，中国人不会屈服，俄国任何时候都不可对中国有侵略企图。以致维特多次评价“李鸿章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杰出的政治家，而过去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这未免太冤枉他了”。“我接触过许多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的能力和功绩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但是，据维特自己说，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事态却开始恶化，沙俄国内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一批俄国战舰也已停泊在了旅顺口外，随时准备突袭中国。如果中国再不与俄国达成协议，很有可能引起流血的战争。鉴于这种情况，“我给我们驻北京的官员发了一封密电，教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俄国方面达成协议。我并指示我们的官员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万卢布的贵重礼品”。接着维特又着意加了一句：“这是我在与中国官员办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
这以后的事态完全按维特的设计发展了。我们不知道多大成分是由于形势的所迫，多大成分是由于卢布的作用，反正如维特所说，李鸿章和张荫桓去了颐和园，对正在那里游玩的慈禧太后进行了劝告。最终的结果如维特所说，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５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一方，沙俄的代理公使代表另一方，中俄双方在协定上签了字。
大概维特觉得这次自己的做法也不够光彩，既没有对李鸿章进行圈点，自己也没有发出任何感慨，只在后来的文字里对被他贿赂过的两个中国官员的结局作了一点交待：辽东半岛割让给俄国以及列强相继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引起中国民众的舆论大哗和强烈不满。签订协定的李鸿章不得不放弃高位再次当了两广总督，至于张荫桓，则在不久的动乱中被放逐到外省，在那里被缢死了。
当红袁世凯
？ 魏得胜
１８８４年，在李鸿章的一份述职报告中，有一段对袁世凯的评价，说他“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１〕。获此殊荣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五岁。此后，李鸿章对袁世凯一度给予积极举荐和重用，彰显出其惜才的一面。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当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从这年起，袁世凯逐步走向清廷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
到１９０６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北洋集团所拥有的中国惟一一支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别的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到这节骨眼上，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袁世凯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台，尚无实据证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么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凭的完全是个人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国内对袁世凯的赞誉（主要来自维新派）先不说，就是当时悄然崛起的西方大国美国，对袁世凯也是盛赞有加。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美国记者托马斯·Ｆ．米拉德在他的《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开篇就说：“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认为第一。”〔２〕所以，即使后来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也绝非简单地如一般常识所说的窃国。历史表明，袁世凯的上台，国际国内形势、人心思定以及南北合作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袁世凯“成了神仙想升天”（当了总统想皇上）的倒行逆施，又在另当别论之中，本文重在言说当红的袁世凯。
回溯至１８７９年，正是二十岁的袁世凯第二次乡试名落孙山的一年。他因此愤而投笔从戎，还给自己找了个妥帖的理由：“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随后就去了山东烟台，在他嗣父故交淮军“庆”字营吴长庆麾下，任营务处帮办一职。随军入朝不久，即赶上朝鲜政变，袁世凯又出任前敌营务总理。任上一年，袁世凯果断干练地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为他赢得较高声誉，连朝鲜国王都要亲自请他“代韩练兵”。１８８４年，吴长庆因故内调回国，袁世凯接替了驻朝“庆”字军的统率权，仅年余，便获得“知兵”美誉。李鸿章在述职报告中对袁世凯的高度评价就来自这里。两年后，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下，袁世凯终奉旨“以知府分发”并“赏加三品衔”，其平步青云的速度，史无前例。当时的袁世凯仅二十七岁。此后，袁世凯以清朝大臣身份，驻朝长达十年之久，直至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起，他才奉命回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促使袁世凯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的研究。“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就居在北京的蒿云草堂。摒绝杂物，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３〕袁世凯此举，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以致“人皆未见，目为奇书”。“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材’。”〔４〕众望所归，袁世凯被当时（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的督办政务大臣们一致举荐为练兵大臣。就这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组建了帝国惟一一支“装备完善”的陆军部队，名曰“北洋新军”。袁世凯正是靠这支军队树立起了他在政府（包括国内各派势力）及列强面前的崇高威望，也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治基础。
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袁世凯，使皇室大为不安。袁毕竟是汉人——而让汉人掌握着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在满清史上绝无仅有。１９０７年，皇室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主持枢垣各政”。这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相反，袁还利用在军机处工作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果然，自１９０８年军机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也由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５〕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早为他的政治夙敌载沣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６〕。真还可以说，为追求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凯在当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这时，我们还看不出袁世凯有何不良动机（如皇帝梦），因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这说明，此时期的袁世凯，其政治思想是足以为人所称道的。
从载沣过激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袁世凯被定为满清皇室的头号政治对手。历史证明，在清末的宪政运动中，袁世凯确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国家，“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