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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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立宪会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凯的命，载沣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溥仪）的爹爹，且握监国摄政王的大权，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不同政见者总首领袁世凯。他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可他错估了自己的能量；于是，杀不了袁世凯，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职务。后又以袁世凯的党羽为目标，将他们一个一个从重要位置上摘拔下来，企图以皇族势力取代袁氏势力。但载沣所做的这一切，在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面前，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在“北洋军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满族亲贵们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９〕。
进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以“布衣”、“野老”隐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当时的洹上村，实际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还随时赴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汇报。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村来拜望袁世凯，聆听他的政见。这使人想起当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公的情景。外国使节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几天，以专程拜访在那里的李鸿章。因为那一时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鸿章摸得上头绪，有定准，说了算。这一点，袁世凯很像发现他的伯乐李鸿章。
袁世凯在漳德息影林泉三年间，仍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地建立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因此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年轻人中建立了极好的印象：“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有的还“谊若父子”〔１０〕。“在宣统纪元以后的许多记载中，我们的确常常可以发现袁世凯靠着‘金钱蒸发之力’帮助革命党人揭竿的例子”，如１９０８年４月，袁世凯就曾资助过同盟会在云南河口的一次起义。“客观上，袁世凯对于革命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使相当的革命党人对其产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南北谈判期间，颇有声势的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的呼声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革命党人的内部各派。”〔１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出现混乱局面。“一位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１２〕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趁火打劫的日本和俄国。袁世凯离职后，清廷失去了一位铁腕人物，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局的混乱与恶化，为日本和俄国在远东地区肆无忌惮地扩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也影响了英、美、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当然，受害最大的是中国。在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加之英、美、德等外交使团给清廷施压，袁世凯受命出山，并提出六项条件，前两条便是“即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
对袁世凯的条件，政府全部答应了。因为处在这种环境下，袁的条件也就算不上什么了。问题是，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句话，这时没人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包括皇室成员和袁世凯在内。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连众望所归、“收拾残局，非袁莫属”的袁世凯都大感意外。接着，就该轮到皇室大感意外了——袁世凯的出山，不但没有像皇室一厢情愿的那样“保我大清”，相反倒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南边的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室退位，他们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袁世凯不能不心动，而且他是那个大动乱时代惟一有能力动心于大总统宝座的人。然迫使清室退位所遇到的抵抗与当时的暴力革命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所以，袁世凯轻易地做到了在其他派别看来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和平退位。于是，革命党人履行承诺，袁世凯也就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这真是中国人实行先进政治民主的一次大好机遇——推翻帝制，南北统一，开启国会，三权分立……这是戊戌变法以来多少开明之士的梦想呀！万万不幸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总统的权限，使其在职能上仅仅成为一个“橡皮图章总统”（在国会和内阁通过的文件上盖盖章而已），而国会的权限则无所不及，等于创造了“数百议员皇帝”，“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１３〕。不要说袁世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官僚难以就范，就是专制文化熏陶下的新官僚，也决不肯向《临时约法》躬身。袁世凯那样的强权人物一旦感到宪法的强烈束缚，自然就要设法去突破。一边要破，一边要立，总统府和国会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双方还有妥协和忍让，闹到后来，袁世凯干脆解散国会，进而称起帝来，践踏宪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袁世凯这个清末民初红极一时的政治家，登上极权宝座仅五年，就成了一个全国人人诛之黑极一时（乃至一世）的人物！如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在上海养病的黄兴就寄来一幅挽联，表达了他的某种惋惜之情。挽联曰：
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黄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14〕
挽联的“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前十五个字，基本公正客观地总结了袁的一生。“四十余年天下英雄”——是对袁世凯才干的赞誉和认可；“陡起野心”——似乎又为袁世凯开脱了不少称帝罪责。作为袁世凯政敌的黄兴，真可以说是温良敦厚了。只可惜袁克定“这样的曹丕”（冯国璋语）不识货，坚决拒绝悬挂黄兴的这幅挽联。因此，在次日全国各大报登出这幅挽联后，社会各界也多从反面去解读，挽联的正面意义也就埋没了。而黄兴的温敦宽厚，更无从体现。今天来读黄兴挽袁世凯联，我认为它实际总结了专制社会政治人物的共同命运：少壮清明建功业，老大昏庸留骂名。
注释：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４、６０、５２、４９、６１、５８、６３、６４、５９、７４、１１２页。
〔２〕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１４〕程润：《护国风云》，载２００２年８月新作家网。
陈寅恪三悼王国维
？ 王 永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近代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挽词赞曰：“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生于１８７７年，字静安，晚年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其生平大体简略，一如本人自云：“自来哲学家，其一生行事大抵寥寥无可特记者。”在五十余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在报馆供职、留学日本、讲学研究、再度赴日、应召回国几个阶段。
王国维丰富的思想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兼顾的学术根底上。１９００年，他受罗振玉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开阔了视野，回国讲学期间又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时所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意义十分深远。后来所写《人间词话》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从１９１１到１９１６年，王国维为避武昌起义之战火，在日本度过了将近五个年头。这段时光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丙辰日记》中他曾经对自己寓居东京的生活作过一个总结：“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他走出了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从而走向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学和史学研究。这几年间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自云“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参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代表性的《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即为此期体现其学术转型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中，有两条互相交织的线索一直影响着他。一条是一种较前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这里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一种中西方融通的视野，二是一种学术独立的精神，而其所关注的，始终是中国学术的昌明。在纯粹的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一条与之辅衬的线索，就是学者对民族的责任感。他再次回国后为重建中国上古信史所作的《殷周制度考》，其背后动因就是回击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这部著作也使王国维在世界学术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
１９２３年，王国维受逊帝溥仪征召，任南书房行走，１９２５年到清华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两年后辞世，留下的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