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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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首绝句相联的形式写作长诗，是吴浊流的独创。这是他认为，绝句的长处在于句绝而意不绝，但缺陷是字数太少，仅二十字或二十八字，思想感情的容量难免受到限制。况且人类的思想越来越复杂，今人的思想与情感如以严格的绝句形式来表现，无法尽情发挥。因此，他运用多首绝句相联，或一篇联数首的手法进行创作，从而既获得绝句蕴味无穷的优长，又补救了其字数太少，形式过于简单的缺点。除了《芳草梦》，它如《苦闷草》《双峰余情》《剑潭笔泪》《客舍愁思》等也都是以绝句相联写成的长诗。这是吴浊流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基础上所作的一种探索，也是他的汉诗个性的体现。
吴浊流关于旧体诗的“意深、字浅、句圆”的主张及其实践，以及他所提出的中国诗歌在抒情诗方面尚不及西方成就的观点，尽管可以商榷，但这表现了他力图超越传统的思考，表现了他并非泥古不化，对古人辉煌的成就盲目膜拜无所作为，而是以审视性的目光面对传统，以创造性的构想面向未来。
吴浊流对于创新是慎重的。他并不像某些新诗（吴浊流称自由诗，他认为诗并无新旧之分）诗人一样，绞尽脑汁地在形式上变幻花样。一种文体的形成是历史的沉淀与选择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它暗含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的审美趣味乃至艺术规律。如果一种文体可以横空出世，那么它必将是如同泡沫一般“其亡也忽”，昙花一现。吴浊流深知这一道理，他在理论上主张“汉诗到现在要转变，无人反对，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须要长期，或者要几百年的时间，经有名无名的天才之努力才能完成的”；在实践上也是谨慎地探索，而不是进行如同某些新诗人那样的革命性的颠覆。他曾戏拟一首题为《悲鸣》的自由诗，讽刺那些只想赶时髦在形式上动脑筋而作品内容空洞的诗人：“荒谬了的诗人／超越一切的爱情，都埋葬了／任你感叹任你咏叹／所有抒情象征意象／你的自打自吹／都打不倒人间的不平／也吹不出人间的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怕／许多英雄为你牺牲为你流血／只在憧憬只在追／追追追／诗人呀诗人／为什么荒谬了／热情热血都埋葬了／你相似法螺／内在虚空／无心无肝哪有灵魂／忘却自己的诗歌／只在模仿只在吹／吹吹吹／吹不出自由／吹不出真理”。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279、280页。文学史的事实证明，一种文体的出现、成熟、衰落或变化是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的。相对于旧体诗，新诗固然是一种更贴近时代的诗体，但也不可否认，它在形式上至今仍未臻成熟。旧体诗虽在今天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出现了距离，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它仍然有其存在的现实空间。吴浊流执著于旧体诗创作，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和个人的审美偏好，也是对一种艺术规律的深刻体认使然。创作需要激情，而形式的创新则须经过深思熟虑和时间考验，激进的姿态在这里派不上用场。20世纪西方的大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指出，当一种“关于共同文体的标准存在时，希望独创的作家就不得不进行更细致的思考了。在明确、适当的限度内进行独创，要比随心所欲或者首先要求与众不同的创作需要更大的才华和更多的劳动”。［美］艾略特：《批评家和诗人约翰逊》，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初版，第233页。在艾略特看来，不仅在文体的限度内进行独创更应提倡，而且表现日常感情的诗歌也更有价值，因为诗人的使命并不是寻求标新立异的情感：“诗界中有一种炫奇立异的错误，想找新的人情来表现：这样在错误的地方找新奇，结果发现了古怪。诗人的职务不是寻求新的感情。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觉”。［美］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同②，第7页。吴浊流的汉诗正是力图在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限度内实现自我创造，从日常的生活和情感中获取诗意的升华。在台湾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吴浊流乐此不疲地坚持旧体诗创作的意义，其诗作自由而又有所约束、浪漫而又不流于怪异的风格和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日益浮现和彰显。
第四节 散文：历史和文化视角
吴浊流在其文学生涯中，还创作了一系列散文。其散文可分为随笔和游记两大类。篇幅较长的前者有《黎明前的台湾》，后者有《南京杂感》《东游杂感》《谈西说东》《东游雅趣》《东南亚漫游记》《南美游记》《印澳纽游记》《非印游记》等。吴浊流散文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其语言叙述的诗意色彩。作为一位具有较高中国古典诗词修养的诗人，吴浊流的散文尤其是游记常常贯穿着诗意的叙述，有些作品如《东游杂感》甚至以诗带文连缀成篇。它如《谈西说东》《东南亚漫游记》等作品也穿插了大量的旧体诗。另一方面，一些散文的语言近似生活语言。吴浊流的文艺随笔，尽管探讨的是理论问题，也多出之以日常的语言，口语、俗语不时闪烁文中。如以下几段：
文学也是同样的理由，不能拿来做工具，无论是商业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拿来做工具的话，一定影响到文学本身的生命。原来文学的生命是艺术，所以文学不能游离艺术；一旦做为工具时，就不能兼顾文学本身的艺术生命。例如文学拿来做商业工具，要达到买卖的目的，就要有商品的价值，须具商品价值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大众的口味，为合大众的口味，就要迎合大众，要迎合大众怎能顾及文学本身的文艺生命呢？所以商品化的文学，哪有文艺价值可谈？
…………
我主张文艺就是文艺，不可做其他的工具，才是无价之宝吧。（《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工具》）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3、45页。
文学就是文学，要有绝对自由意境才能产生好作品，拍马屁不是文学，喊口号也不是文学，文学是艺术，不能拿来做工具，像日本当作商具也无成就，战前拿去做政具也不行。（《对文学的一二管见》）同①，第50页。
这些带着口语色彩的文论具有一种形象和生动的效果。然而，在探讨学术问题和进行理论思辩时，口语色彩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形式与内容不相协调的文体错位。从修辞学的立场来看，这是对语体的负偏离，因而对语言与语体的和谐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的力量不可避免地造成损伤。以过于日常性的语言进行理性的思辩，这是吴浊流文艺随笔的一个令人遗憾的文体缺陷。
不过，语言并非衡量一个作家创作的惟一尺度。吴浊流的散文也并非全部都存在着语体的负偏离现象。他的叙事、写景和抒情散文多融朴实与诗意于一体，他的文艺随笔思想内容也是健康的，充满个性的。他的随笔和游记散文一样对读者仍独具魅力。
吴浊流散文的魅力，来自作者在诗意叙述之中所采取的历史和文化视角。
一，历史视角。
吴浊流的散文，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感。他很少陷入琐细枝节的纠缠不休之中，而是善于从眼前的表象看到辽远的背景，从现实的问题触摸深邃历史的脉搏。这种历史感在他的随笔中尤其突出鲜明。
在《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中，他提出文艺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产物。特殊性是因环境、历史、传统的差异而产生的个性；而这一个性要具备普遍性才能成为好作品。他以广东音乐为例，认为广东音乐是由广东的特殊环境而产生的个性，此个性同时又具备了中国的普遍性，因此才能成为中国音乐的代表之一，并在世界乐坛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进而指出，中国文艺历史悠久，传统稳固，历史与传统带来的好处与坏处都很多。我们的很多青年因只看到其坏处而对历史与传统一概否定；但外国人却极力研究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以作榜样或参考。他最后结论：“我希望检点我们的文学的弱点，采外国文学的长处来补短，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页。
在《我办台湾文艺及对台湾文学奖的感想》中，他指出台湾文艺长期停滞在五四时代，没有更大的发展，原因之一是老一辈的作家视自己之作品为奇珍，拼命宣传，互相捧场；另一方面不许青年人插足文坛。“试观我们古代的情形就不然了。例如王勃在童年，参加滕王阁的盛宴，那样的场面，阎都督本来有意安排给女婿一展才华，不料假装谦让，请来宾作序的时候王勃慨然领命，当时王勃仅十四岁，是一个区区童子，竟留下千载名文，若是现下，梦想也不可能的。我想，唐代之盛，亦由如此作风而兴的。”同①，第24页。吴浊流以王勃作《滕王阁序》的典故，说明因为年轻人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才有唐朝之强大兴盛。台湾文艺界应学习继承唐代的这一好传统，注重培养青年作家。
在《我设文学奖的动机和期望》中，他指出不应盲目模仿西方和日本文学，因为永久拜倒在别人的脚下，变为别人的徒弟，便无自主自立的文学价值可言。台湾的青年作家应将目光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传统：“我们的文学有传统，有结晶，有骨髓，有血液，有精华。举例言之，仅唐诗一门，倘使不许日本人利用的话，则日本研究唐诗的学者、大学教授、学生、书店、出版社、印刷工等等，因此失业者至少十万人以上，甚至上百万吧。”“可怜汉诗的本家，我们的教授、学生，开口哥德，闭口拜伦，眼中哪有李白、杜甫呢？因此竟产生西化大师，致使青年们盲目崇拜他们，比李后主、李清照、曹雪芹等大家更甚”。对民族传统的珍爱与对重振台湾文学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使吴浊流在文中大声疾呼：“青年们，我们的崇高的文学，尚停顿在唐宋时代，不能近代化，还没有继承人，其责属谁？故希望青年一心一德负起建立有中国文化风格的文艺责任。”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2页。
《汉诗须要革新》引经据典，力申既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要有当代的新的创造。他批评胡适的“‘旧诗人’所走的路是一条死路，没有前途”的观点，指出“白话诗，不是排除异己就能产生的作品，其内容若无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律存在，徒然浅白为能事的话，那是类如山歌了”。同①，第72、73页。他还以中国诗歌史上的掌故轶事，批评当代台湾的击钵吟诗人徒重形式，偏好华词丽句而忘却诗的灵魂。他分析《唐诗纪事》所载唐代诗人贾岛与韩愈推敲诗句“僧推月下门”的故事，得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贾岛在驴上为“僧推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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