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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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到过一些不给钱的人，说出这样的理由：“这些人都是装的。他们其实一点也不穷，相反，都很有钱，比我们还阔。你没看报上讲过，他们一年乞讨下来，就变成了百万富翁。”我想，这样的“乞丐”也许是有的，但只能是极少数或一小撮。谁会为变成这样的富翁而付出自残躯体的代价？这样乞讨来的钱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辩护，在那只小铁盒子里，不仅不占有任何空间，而且简直就是铁盒子下的漏洞。
我这样说，决非贬义，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道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出公允的评价。在这种评价所涵盖的人群中，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爆发出更大的道德热情，表现出更高的道德品质。比如，对于新闻媒体上倡议的捐助某某受难者，人们也能做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慷慨举动。但是，这只是一种特例，和社会上始终默默存在的渴望援助的畸人实际得到的回应相比，这种特例最终仍是干瘪而苍白的。而且，非常条件下的捐献，常常有非道德的因素在推动，只有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施舍，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实际的道德状况。
应该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们的道德水准，是无法令人乐观的。从这一事实里，我们可以相信，人们关于成为圣人的鼓吹，以及为一个国家或时代绘制的各种道德蓝图，都是空洞浮夸的高谈阔论，它或是一种自欺，即忽视人类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实际道德水平；或是一种自我膨胀，即假借一种浮夸动听的口号，为现实的改善开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药方，借此来成就个人的体面。我想，这些人要是能在实际的生活利益上作出或多或少的让步，比如，部分地放弃个人的财产，那他们对这个社会的道德影响要比他们的道德口号或理论有效百倍。
自然，在实际的生活中，确实有极端的道德践行者，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正如尼采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但是，他被人类杀死了。”同样，这并不等于说，人都是缺德的或伪善的，而是说，人人都是有道德的，同时又都是自私和邪恶的，道德对于我们的制约和提升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始终在人群中宣扬和提倡道德，但决不能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它说成是万能的，是完善社会的惟一的途径。同样，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要就事论事，不要捧其一点，不计其余，把他抽象成某个“道德完人”，成为人群学习的“榜样”，其实，这种动机尽管可能是好的，实质上仍然是在弄虚作假，因为这样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哄抬这种偶像人物，违背人性的实际，哪怕这样做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坚决反对任何道德理想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回顾一下不久以前一度出现的那些道德理想主义言论和面孔，就不难发现，要是那些鼓吹者不是极端的偏执，以至于丧失了对镜自照的能力的话，那么，这里面一定藏有“大伪”，不是他想借机出头露脸，就是自我标榜。可以说，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是最卑劣的，因为他用最神圣的牌子去做最无耻的事情。
在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里，道德占据了近乎核心的位置。喧嚣不止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批判，成了我们几千年现实改造的主要声音，就连我们渴望的“大同社会”，也主要是一种道德社会。与此相应的是，在这种偏执的热情和思维中，很多其他有效的解决办法都被忽略了。
可笑的是，中国文化虚造出来的“万世师表”——“孔圣人”，竟有一个俗名——“孔老二”。这两个名字之间固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把它们并置起来，却别有一番讽刺意味。孔子毕竟是一个人，所以，即使被尊为是“万世师表”，可在真实的道德谱系上，也只能排居“老二”，至于那个“老大”，就只能是神了。这样看来，这两个名字能在中国人的嘴里指称同一个人，也许是出于天意了，它警戒人们，不要把孔子看得太高。
明白了道德的局限，我们要想照顾人群中的畸人，就应该采取别样的办法。自然，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应该有一点德性，多一点同情的心，多一只慷慨的手。但是，更有力的则是健全我们社会的福利制度，让这样的人真正能“有所养”、“有所终”。对于那些畸人自己，我不知该说什么。记得以前读过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说人生的态度应该这样：对于命运给予的东西，哪怕是痛苦和磨难，也要默默地接受。对于后天可以争取到的东西，就要积极地争取。畸人的“畸形”，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命运给的，要默默地承受。但畸人也是人，就应积极地努力，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好一些。但愿这些话不是“站着说的”，能对畸人有点用处。
世纪盘点
？ 哲 夫
在二十一世纪回顾二十世纪，会觉得十分有趣，因为一切都变得那么出乎意外地明晰客观。百年的风云异变与千年流逝似乎也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一样的递减，都不过是种必然的变化而已。回顾上世纪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的阅读和创作，对于靠笔耕为生的自己是不无裨益的，可以从中找出一些什么原因来，以便修正自己新世纪的轨迹。
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是饥饿的，肉体的饥饿伴随着精神的饥饿，这种双重的饥饿感使清瘦的灵魂变得贪婪而且急切，挑剔地进食根本就是一种不可能和奢侈。亮着幽绿的眼睛四处觅食和张开嘴巴毫无选择地吞噬食物，成为那个时代这群饥饿者的总体特征。以有限和粗糙的食物塞满肚子并非一件难事，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肉体的饥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而精神的饥饿愈来愈严重，并且长久地挥之不去。文革一盆脏水不仅玷污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连世界文明也被糟塌得面目全非。
中学生们在饥饿的促使下，不得不打破被封存的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去尽可能盗取一切可以用来缓解灵魂饥馑的食物。然而大量的书籍在我们进学校前已经被送去化成了纸浆。外国文学只找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和一本《青年近卫军》。虽然那是一场史无前例文化扫荡，然而偏就有民间收藏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藏污纳垢，当时秘密文件一样流布在灵魂饥馑的社会上的有普希金的《茨岗人》和《驿站长》，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柯夫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勃夫的评论集，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雅柯夫斯基的阶梯诗，还有当时已经被官方看好的幸运的高尔基的所有作品。那时能够找到和读到的书除了《安徒生童话》《好兵帅克》《堂·吉诃德》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文学。那时的十几岁的少年们，别无选择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作品。
相当长久一段时期俄罗斯文学毫不留情地统治着中国人的读书头脑，因政治而兴盛又因政治原因而消声匿迹的俄罗斯文学，造就出许多中俄混血的创作与阅读。当春天到来时，最早《复活》的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国的保尔们都在炼钢炉前重温和反刍那一桌被迫中断了的俄罗斯大餐。来之不易的温馨散发着陈腐的味道，只有那种历史悠久的书籍才可能产生这种使中国读书人陶醉的纸香。成阵列队的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习惯于品味咀嚼熟悉的相对历史悠久的食物，而对异样的陌生的新鲜的从西方涌进的大量文化食物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他们怀疑地打量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还有萨特的大量存在主义作品的热销，有的声色疾厉，有的痛心疾首。更多的是眨着困惑的昏花的老眼小声嘟哝：难道这也叫食物吗？
然而被饥火烧红了眼睛的年轻人没有时间理睬长者们的杞人忧天，长久在不稳定的饥饿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一旦发现有大量食物可供选择时，害怕夜长梦多而引发的是疯狂的抢购和储存。这种盲目的抢购和疯狂的进食运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期间我几乎过两天就要跑一回新华书店，我敢说那是新华书店有史以来最繁荣红火的日子，但凡是新书还没有摆到货架上就会被疯狂的进食者抢购一空。我托人走后门才好不容易买到一套《诺贝尔文学奖选集》，无奈还没有买全。
自从仓颉造字，印刷术行于世，便派生了写书人和读书人，自然也少不得运作于读书人与写书人之间的出书人和售书人，大小一干文化人都离不得这些文化的具体传播者或曰图书流通领域，时人形像地称新华书店为一渠道而叫近年崛起的个体书商为二渠道，流通之意便在其中。有些在大锅饭中吃出许多懒惰和优越感的人，守着清汤寡水的大锅却照旧瞧不起遍地开花的小灶，轻蔑地叫个体书商为书贩子，叫热销街头的读本为地摊文学。似乎阿Q那样骂别个一声妈妈的，顿时便能富贵出自己一个天大的肚腩来。
其实中国历史上出版家与发行者多系私营。官办出版社与新华书店诞生原本也没有多少年，吃大锅饭也不过才吃了半个世纪，且吃出了不少苍蝇和臭虫。只是国家忽然就明白了这一点，不肯让人们再吃下去，连文化也要走市场经济的路，而且是义无反顾卓有成效的，怕今后连那些闲话者也会失业吧？一渠道的不畅，二渠道的火爆，说明公家私家较量的结果是私家占了上风，也反证中国图书市场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发育不良。中国书市一段时期的兴盛，便得益于二渠道。流通手段的多元化使图书市场走向空前繁荣。盛极则衰始，盈极则亏至。羊群太多便会招来狼群的光顾。狼是上帝这个牧羊人派来看守和拯救草场的清道夫，无可非议地肩负着维持生态平衡的任务，事实上任何一种良性循环的政体，都有一种与大自然相类似的生物链存在着。
西方的乃至中国的整整一百年的阅读和创作，厨子们可谓花样使尽，食客们如过河之鲫，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地去。西式大餐与俄式大餐的较量，使中餐改良，单一的阵线发生严重分野，成为以萨特存在主义下划线的折射永久的代沟。阅读的单一和创作的模式化成为一个过去的神话，分野蘖生出多元嬗变自由组合的阅读和创作群落，灵感和口感像繁星一样摇曳多姿。阅读和创作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优劣却没有胜负。这当然也和起始大量摄取食物有关，过度进食的后果是消化不良，饥饿感被厌食症所取代。总之在这段日子里大众的阅读热情开始冷却，见多识广和图书市场的琳琅满目使读者的口味日渐变得挑剔娇贵。
事实上釜底抽薪的是价格，而价格则是图书市场一个潜在的辣手摧花的杀手，书价成倍数倍地不断攀升向上，令人咂舌的价格成为屠宰阅读羔羊的最快的兵不血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