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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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有人则刺取了西方诗歌的技巧。在这场争闹中，最有价值的诗歌却成了殉葬品。所以，在中国，往往最喧闹的所谓“艺术”其实是非常不足道的那种。
有人说海子的死是基于对生存的危机，对死亡的洞察，亦即他在向终极真理的无限逼近和对生命本质的澄明透视中，遇到难以想象的困惑和不可把握的动摇，同时，那一颗拥抱精神文化的雄心在过度膨胀后亦极易破裂，终至于卧轨自杀以解除浑身的痛苦。这都是就生命的内部原因说的。的确，海子在他俯察了人类浩浩淼淼的艺术长河，而自己又用全部的心血做成艺术祭品贡献给人类后，他已丢失了他的安魂曲，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但海子的死不会没有社会原因。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大众而存在。没有社会的“世不容我”——这来自他在当时诗歌界的孤军深入和不合潮流——对海子敏感神经的刺激，他不会这么快万念俱灰而轻身自杀。海子的肉体幻化成一道轻烟飘走了，世俗名利的雪片在他身上纷纷抖落。
十年“文革”导致的文化空白、那些遗失在民间大地的细涓末流等因素为海子急遽地建立庞大的诗歌帝国提供了外部条件。海子的崛起不可谓不是上帝神奇的召唤。就海子本身的生命而言，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乎”。他的一生充满着悲剧和痛苦的色彩。在中国的大地上，广大落后的乡村，特别是西部的高原、草原给他提供了荒茫的诗歌背景，并且成为他的诗歌痛苦的底色。诗人钟情那安谧祥和的村庄和麦地，那种由俏皮的民歌俚语所呈现的返朴归真的景象。他的思绪还飘向逝去了几千年的远古：鱼在人的中间，鸟在鱼的背上，美女在高天的河床中歌唱……这种对洪荒的远古时代的诗性刻画，在现时代的中国是让人惊讶且难以咀嚼它的滋味的。
海子自称是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升起。”他甘愿退居现代文明的边缘，在极端空乏的物质生活里，用他的全部生命燃起了诗歌理想的光焰。每个伟大的民族都是以惨痛的思想者铺砌其通往强盛的大道——而他们又是默默无闻地掩盖于喧嚣的尘俗世界里。
海子的诗歌正在我们头顶开成绚烂的鲜花，海子却已经零落成泥辗成尘。“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中国人应当为那些精神上的探索者感到骄傲。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
？ 来新夏
（一）
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著称于世界文化之林。它自周秦发轫以来，至宋而大体定型，至清而称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仅自宋至民国保存至今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近年又时有发现，除山水寺院志外，实际数字已达万种。至少为古籍之十分之一。上自全国，下至省、府、州、县、乡、村、镇等无不有志，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又无不入藏。可称地方文献之大宗。
修志传统历代相沿不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而修志建议，频见报端，甚有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者。于是，各地相继筹设专门机构并着手试修，惜以经验不足，时事多扰，修志工作时兴时辍，两度起伏。直至前一世纪八十年代，政通人和，百业繁兴，适逢盛世修志之际，新编方志事业随之进入第三次高潮，众志成城，显见成效。截至 1994年6月，全国已普设修志机构，已出版的省级志书349部，市地级志书165部，县级志书 1035部，共为1549部；已定稿即将出版的各级志书尚有777部。两项合计为2326部。据1999年9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一书所收新志有3612部，而近两年新志数量更日见增长，蔚为大观。
（二）
中国地方志合旧志与新编约近15000种，其数量之巨，涵盖之广，入藏之遍，当居世界前列。志书最大功能乃在于为社会所用。惟志书篇帙较大，如何使用，确为修志、读志者所困惑。凡图书典籍大要不外三类，一为精读书，指经典要集及具特识卓见之著作；二为浏览书，指一般读物与文艺作品；三为翻检书，指辞书、工具书与资料书。地方志为横列门类，纵述古今以资料为基础之翻检书。如从地方志查阅某一有关地方事务之资料，往往须从头至尾阅读，行之实有难度，是以有编制目录以供检阅之需。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萧明先生的考证，中国独立的书本式方志目录，最早是清初顾栋高的《古今方舆书目》。而道光间的周广业所撰《两浙地方志录》则为区域性方志目录之始。民国以来，相继有缪荃荪、谭其骧等所编馆藏目录，颇有一定影响。1935年，朱士嘉编撰《中国地方志综录》，为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收录自宋熙宁间至1933年的5832种方志。1958年该书又经增订，著录截止到1956年，收志7413种，并附台湾稀见方志232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80种，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1985年，北京天文台又在朱氏《中国地方志综录》基础上，重加增补修订，成《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共收截至1949年除山水寺庙志外之各级通志共8264种，成为现存最完备之地方志目录，使中国旧志宝藏得以昭示世界。在此以前，编制区域性地方志目录工作亦在八十年代初分别进行，如《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本省方志463种，5100卷，包括各级政区通志、关志、山水志及寺庙志等；《山东地方志书目》著录本省旧志597种，新志57种；《河南地方志综录》著录本省方志554种，847个不同版本，21种手稿；《陕西地方志书目》著录自宋至民国各时代旧志 407种及新志13种……这些区域性之志目搜罗颇称完备，它既可成为日后增订全国性联合目录之组成部分，又可单行别出以便检索。至若一些著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藏书处所，也多编有馆藏目录，备读者检用。总括各录，旧志状况大体可见。
新志编撰工作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历经三次修志高潮，成果丰硕，数以千计，无目录实难得其全貌，有识之士多有编制新志目录之议，并着手其事。1993年8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新方志目录》第一册，收录1949年10月至1992年2月新志，包括较广，以省市县三级志书为主，旁及区、街道、乡、镇、村、山水名胜等专志和部门志达9000余种。其二、三两册尚未获见。收录虽全而略嫌庞杂。1999年9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收录前世纪七十年代末至1999年9月（北京至10月）之三级志书，而各种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均摈而未收，较前书似又过于狭窄，难符读者求书愿望。
（三）
新旧志书目录既大体完备， 自可供即目求书之需，而于因书究学之用犹感不足。单一目录确能有登记图籍、读书知津之作用，但并未进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境地，学者于此颇多致憾。已故方志界耆宿朱士嘉氏曾倡议编制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综合提要》，这不仅使读者知其书之所在，更能使人读其提要，得其概貌。揣度其意，似指旧志而言。傅振伦氏为《中国新方志目录》写序时，曾于新志提要深加关注，他深望该书撰者“继事编辑中国新方志书录提要，仿前人目录学之成规，将方志书名、记述范围、编纂经过、体例得失、义例特点、学术价值、内容珍贵资料与时人评述等项，一一叙入，如此则新志必将为用更宏”。惟兹事体大，难于一蹴而就。
编制提要目录确为一项繁重工作，前人曾有部分试作。1930年，方志学家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主要著录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种，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国淦遗作《中国古方志考》（原名《中国方志考》第一编），是一部辑录体的提要目录。收录秦汉至元方志2271种，凡有名可稽，不论存佚，均予收录与考证。瞿、张二书可称全国性方志提要发轫之作。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洪焕椿所著《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易名《浙江方志考》，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来新夏主编的《河北省方志提要》以及一些省市所编本地区的旧志提要，均为区域性方志提要；1982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骆兆平所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叙录天一阁所藏明志435种，为一代方志之提要目录。198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崔建英所著《稀见方志提要》及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陈光贻所著《稀见地方志提要》则属于全国性的稀见方志提要，学术参考价值甚高。这些提要目录的基本内容，包括书名、作者、卷数、藏者、出版年代、出版者、主要内容和篇目以及志书评价等项，为综录全国性旧志目录提要做试探与准备。至于新志提要目录至今尚未一见，而能编纂一通贯古今之方志提要目录则尚待时日，更望有识有为之士之挺身而出。
（四）
编纂一通贯古今方志提要目录之宏业，终于在1987年显其端倪。有胡述兆及金恩晖二氏钟情于此，勇于任事，毅然倡导并投身于方志提要目录之编撰工作。胡、金二氏与我相交有年，素知二氏学术造诣，而竟未知其甘倾精力于工具书，深感内愧。胡氏为台湾大学资深教授，博学多才，著述闳富，为图书馆界知名学者；金氏任吉林省图书馆馆长有年，而以不废学术为同侪所称道，于方志学尤多精深研究。二氏虽分居两岸，但声应气求，相与磋商，为使地方志之整理、研究和提供利用，由目录性总结发展到考评性总结的新阶段，乃议定编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一书，并于1987年启动，邀集两岸学者专家二百余人，共襄盛举。历时八年成稿，收录旧志8577种，除山水寺庙志外，各级各种通志性志书以及为修志而撰写之采访册调查记等，无不收录，较《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尚多二百余种，且不仅列其词目，更为各志撰一提要，叙其志名、撰者生平、修纂沿革、内容概述、志书价值、版本源流及附注等。1996年，该书由汉美图书有限公司以三巨册精装形式出版，于是此浩大工程终告完成，为两岸学者架一学术桥梁，为广大读志者辟一捷径，学术功德，莫此为甚。
我虽未亲与该书纂修之役，而获读其序言与凡例，深感其书之体大思精，惜以其仅限于旧志为憾。如胡、金二氏壮志不已，更当再接再厉，有新志提要之作，则中国地方志之专门提要目录当成完璧。适金氏惠临寒舍，以其《寻根集》问序于我，乃于序中寄语云：“设二君更能就新编志书数千种撰成《新志总目提要》，于方志界则有气吞包举之势，我将为此而馨香祷祝焉。”不意时隔不过二三年，金氏再临寒舍，即以新志总目提要告成喜讯见告，我闻之既惊且喜，惊其撰写速度之超常，非有艰苦卓绝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