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里孙中山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并引人注目地取消了他们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得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在对待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方面，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他认为，苏联派越飞同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其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孙中山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他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10〕。
　　　　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11〕。双方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张继后来回忆他肩负的这次使命时说：“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者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12〕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曾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早在1921年就明确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13〕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14〕。他们估计中国政府即将发生更替，孙中山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苏俄政府驻华代表建议“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15〕。为了保持同北京政府的联系，苏俄政府领导人指示其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应秘密进行。　　　
　　　　在中国工作的越飞由于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他曾建议苏俄领导人在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上向北京政府做出让步。他说：“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　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16〕在中东路问题上，越飞本着苏俄对华宣言精神，提出应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俄共（布）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批评〔1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曾在1922年8月31日召开过一次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候补委员加里宁、中央委员库贝舍夫和拉狄克与会。会后，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分给越飞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央委员会以为不能根据1919年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他拟定什么指令，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做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我们无须再要任何史料就明白历史的真相了，斯大林的话事实上否定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载入的“无偿归还”的内容。在涉及苏俄利益时，他告诉越飞——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这是答案之一。
　　　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斯大林指示越飞：“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　　　
　　　　对越飞在9月4日提出的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一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表示极度惊诧”，他们一致认为越飞应该了解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该提出这样的想法。　　　
　　　　越飞收到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后非常失望，他深知“不能根据第一次对华宣言拟定具体指令”意味着什么。他无可奈何地对加拉罕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成为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一旦以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更难以充当世界革命堡垒的角色了。”他和马林在1922年12月联合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中针对苏俄的立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两位处于具体执行苏俄政策的第一线的人深深体会到：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　　　
　　　　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执行苏俄政府的既定方针，不能打折扣。所以越飞反复告诉马林，让他再三向孙中山强调，孙必须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支持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为了切实保证越飞使命的完成，马林不仅同张继密切接触和表达越飞对孙的期望，而且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场外”配合。　　　越飞和孙中山的书信来往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直接谈判做了准备。（待续）
注释：
　　　　　〔1〕　维经斯基：《南中国的战斗》，《国际新闻通讯》第153期（1922年8月3日）第928页。
　　　　　〔2〕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4〕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3日。
　　　　　〔5〕〔6〕　〔7〕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134～137、144～146页。
　　　　　〔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9〕〔10〕《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同上书，第166页。
　　　　　〔11〕〔12〕《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61年版，第243、195页。
　　　　　〔13〕〔14〕　《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3～64页。
　　　　　〔15〕《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同上书，第76页。
　　　　　〔16〕《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日和8日），同上书，第148页。
　　　　　〔17〕《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同上书，第200～201页。　　


　
新文学绝版书脞谈录
？　谢其章
　
　
　　新文学运动自五四发轫以来，八十年的岁月已骎骎流逝。新文学所处的那段时空（1919～1949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的书刊，一方面在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中散失，流传稀少；一方面多彩的社会生活使其烙刻下璀璨与丰饶的内容。无怪乎，一些专家和学者说寻觅这段时期的新文学绝版书甚而比寻找古书还难，其中的精品堪与珍善古籍比肩而立（如鲁迅、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可谓“现代善本”。　　　
　　　　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其激急与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彪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巨匠无一例外地产生于这一时期。当我们奋力追寻着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拓荒足迹，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去搜集大师们的遗著、佚稿和初版本。岁月的洗汰，人为的毁弃，已使收藏新文学绝版书遭受到极大的困阻。并非迟至今日，而是早在当年，一些慧眼独具的藏书家已从传统的藏书观念桎梏中摆脱出来，勤力搜集几乎与他们同代的新文学书刊，今天回首，更加深刻感觉到他们的先知先觉。他们之中的突出者如阿英、唐彛�、赵景琛、丁景唐其庋藏之丰之精，后人无以胜之。即使是处于与新文学同代，当年这些藏书家聚首，谈到五四初期的版本已极难找到，同声感叹不已。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产生了几位新文学版本书收藏家，北京的姜德明、林辰，上海的胡从经、倪墨炎为其中的特别代表。他们的成绩虽比不上“阿、唐”一代，却也足以傲视后来者。进入七八十年代，鲜闻有谁的新文学书籍收藏能超越前者了。1989年，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特邀唐彛�、姜德明、胡从经三位携带自己的珍品举办新文学绝版书的版本展览，足见这两代藏书家的实力。　　　
　　　　九十年代，拍卖业在我国兴起，新文学绝版书堂而皇之地走上前台，引起了爱书者的极大兴趣。笔者随手录下几次书刊拍卖的部分成交价，经过岁月的漶漫，这些沾濡历史风尘的珍籍秘本更加受到藏书家的萦怀与珍重。
　　　　施蜇存　《灯下集》　　1937年版　（赠沈从文签名本）　1650元
　　　　林　　庚　《春野与窗》　　1934年版　（作者签名本）　770元
　　　　王家棫　《扫帚星》　　1935年版　（赠沈从文签名本）　660元
　　　　钱玄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1932年版　（作者签名本）　1200元
　　　　郑振铎　《海燕》　1932年版　（作者签名本）　1100元
　　　　张爱玲　《流言》　　1944年版　1500元
　　　　阿　　英　《海市集》　　1936年版　660元
　　　　冰　心　《春水》　　1929年版　460元
　　　　冰　　心　《寄小读者》　　1929年版　440元
　　　　陈独秀　《独秀文存》　　1922年版　1100元
　　　　丰子恺　《漫画全集》　　1949年版　570元
　　　　郭沫若　《虎符》　　1942年版　165元
　　　　蒋光慈　《最后的微笑》　　1929年版　440元
　　　　梁实秋　《浪漫的与古典的》　　1927年版　440元
　　　　刘半农　《半农谈影》　　1927年版　380元
　　　　日本厨川白村著　鲁迅译　　《苦闷的象征》　（鲁迅亲笔赠许寿裳珍本）　1924年版　4400元
　　　　茅　　盾　《春蚕》　　1933年版　570元
　　　　徐志摩　《猛虎集》　　1931年版　1100元
　　　　许广平　《鲁迅书简》　　1937年版　2750元
　　　　臧克家　《烙印》　　1933年版　770元
　　　　周作人　《苦口甘口》　　1944年版　660元
　　　　冯文炳　《水边》　　1944年版　880元
　　　　巴　　金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6年版　（特大精装本）　2750元　　　
　　　　看着这些成交价，再回忆几十年前的书价，真使人发出“不需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之慨。　　　
　　　　由于新文学所处的时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