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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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些成交价，再回忆几十年前的书价，真使人发出“不需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之慨。　　　
　　　　由于新文学所处的时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新文学由于直接反应和干预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敏感区，在它生成发展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受到传统思想和政治权力者的猜疑、干预、骚扰乃至迫害，因此大量珍贵的图书流失损毁。建国以后仍健在的跨代作家，往往为了适应“适者生存”这个天演公例，随时依照政治形势的变动和需求，涂改旧作，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曹禺先生的《雷雨》、巴金老人的《家》，众多的因素堆积到一起，从而使早年间的“原汁原味”的新文学初版本更显珍贵。　　　
　　　　新文学书籍之所以引起那么多藏书家历经数十年热情不衰的追捧，除了已有定评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研究上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外，还有就是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品的观赏性。像古籍收藏家那样斤斤计较于古书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牌记、讳字、序文、印章、题跋，新文学书籍虽然历史短暂，但作为开辟文学一畴新地而破土的第一畦犁痕，同样留下了丰饶的内容，诸如初版本、签名本、毛边书、禁书、大型丛书、伪装书、自印本、线装诗集、编号本、自用本、藏书票本，使得藏书家从中获得无限的书趣，也推动了新文学书价的飙升。　　　
　　　　新文学绝版书中有几种类型的书尤其为藏家所重。举例说来：
　　　　一、凡鲁迅所序跋过的书，旁及所编辑、校阅、评骘的书刊无不被爱书人宝之，单论鲁迅著译版本的搜集就是一个浩繁的藏书专题。《故乡》是许钦文的处女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丛书》之二，并为之擘划封面、垫付印费、校读书稿，字里行间确乎浸透了先生的心力。在鲁迅煜然如星的几十年文学生涯中，《故乡》是他为众多文学新人编校序跋的第一本书，封面画由鲁迅选定采用陶元庆于1925年间创作的《大红袍》。鲁迅曾对许钦文说：“璇卿（陶元庆）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比强烈，依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鲁迅先生不仅是新文学书籍装帧艺术的热心倡导者，又是积极的身体力行者，对版式、开本、天地、行距、封面、扉页、插画、题花设计莫不细微备至。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劳作与努力，有明显的轨迹可供我们探循：《域外小说集》日本东京版、《呐喊》、《桃色的云》、《心的探险》、《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坟》、《海上述林》、《奔流》、《朝花周刊》、《引玉集》、《死灵魂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不一而足，灿若星汉，流传至今，藏书家无不视若拱璧。由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当年仅限印一百部，堪称书林瑰宝，编号为第65的一部为日本“城户文库”旧藏，1996年在日本以58万日元卖出。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言：“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仅隔半个多世纪，《北平笺谱》已成为藏书家重金悬购、百计得之的文物了。　　　
　　　　二、线装新文学诗集。现在，线装书成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其实新文学的书也有用薄纸印制线装装订的。例如，刘半农的《扬鞭集》（1926年北新书局）、徐志摩《志摩的诗》、王统照译诗《题石集》（1941年自费印行）、白宁《夜夜集》（1935年桂林雅典书局代印）。新文人的旧体诗喜爱用线装装帧，取其古趣盎然，如沈尹默《秋明集》　（1929北京书局）、刘大白《白屋遗诗》。被书界誉为“新诗人的鸿爪，先行者的足迹”的《初期白话诗稿》，开本廓大，方近径尺，堂皇富丽，书品精美。书角包绫，线装一帙，分绵连纸与毛边纸两种版本（1933年北京星云堂印）。诗稿的编辑者刘半农把从1917到1919年间担任刊物编辑时“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而搜集到的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八家共26首白话诗手迹按原大原色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诗稿成书之后，刘半农曾送鲁迅先生绵连纸本五册，鲁迅将复本转赠许寿裳、沈雁冰、端仁等好友。现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着所余的二册。此书当年印数不多，藏书家遍访不获，毛边纸本尚偶然可见，绵连纸本殊为难觅，不料，前年一次书刊拍卖会上竟有此书露面，惊鸿一瞥，机不可失，笔者遂以重金购得，宝为镇库之物，若迟至今日，恐非别人对手。　　　
　　　　三、毛边书及名家装帧本。所谓“毛边书”其实就是平装书的初级形式，也称“毛装本”。书芯在印刷厂经过折页、订书、包本等工序后，三面裁边，使书口不齐，保留书的朴素自然的美，读者在阅读时自己裁开，更能增加对书的亲切之感。　　　
　　　　新文学书刊收藏家唐彛�对“毛边书”特注情感：“我之爱毛边本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他对“毛边书”从起源到演变形式都有很深的研究，甚而对“毛边书”如何码放也有自己的见解，更对鲜有人提及的在书根处题写书名的专门人才也关注到了。前年，十卷本《唐彛�文集》出版，其中留有十套毛边装，也算是对唐公的一种怀念。　　　
　　　　鲁迅先生更是“毛边书”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改。”鲁迅深得书趣三味，翻梓旧笺，搜集木刻，提倡毛边装，无不身体力行。被誉为新文学“罕见书”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即是毛边装，“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实为新文学毛边装书之发轫。自此，新文学书籍采用毛边装渐成风尚，如郭沫若的《橄榄》、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许钦文的《故乡》、周作人的《苦雨斋小丛书》、郁达夫《达夫全集》、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均着毛边装，遗落到今都成为“新善本”，极为珍贵。　　　
　　　　“毛边书”一般是三面不切，有时为了读者方便只切开一面，这样做既保持毛边装的特殊风格，又兼顾了读者方便。同为新文学书籍收藏家的姜德明在其《告别“毛边党”》一文中谈到了毛边装书给一些老年读者带来不便，所以他的《北京乎》和《余时书话》只留了一小部分毛边本赠予同好，以后他的新著就再不见毛装了。
　　　　“毛边书”其实也是舶来品，早年见于国外出版的页数不多的文艺书籍，当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可以节省一道切书的工序，有利于书籍迅速出版，后来演变为藏书家的书斋情趣，也为书籍装帧增色不少。　　　
　　　　新文学书籍装帧不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书籍装帧艺术，同时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书雕版印制的书艺，形成了新文学书刊的独特风格，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在这方面又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的先锋作用。鲁迅不仅亲自实践，大约亲手设计百十余种书刊封面，而且还团结和扶植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为新文艺书籍装帧打开新局面服务，其中陶元庆、司徒乔、王青士、钱君陶、孙福熙即为杰出人才。分别由陶元庆、司徒乔、钱君稥、孙福熙设计封面的《苦闷的象征》、《卷施》、《尘影》和《野草》均为一时之选，更是书林中的珍本。　　　
　　　　今天，新文学绝版书锥处囊中，历经沧桑，其价值终被人们所认同。回首新文学充满艰辛与磨难、搏击与奋斗的历程，在收藏书籍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收藏了一段凝重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