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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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14〕参见邓大才：《乡级政府该撤了》，《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3期。
〔15〕参见课题组：《现代化标准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16〕参见张英红：《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城乡建设》2001年第7期。
〔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2日。
〔18〕〔19〕参见寿蓓蓓：《中国户籍制度悄悄改革》，《南方周末》2001年8月30日。
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
？ 萧功秦
长期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谋生处所是大学、研究所与各事业单位。数十年来，他们领取的是政府给予的工资与各种津贴与研究费用，并通过体制内的学术评估体系获得相应的职称、学术地位与荣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分工以及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都出现了新的分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从事着自己选定的课题研究。他们从社会上取得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自主出版与在刊物上自由发表，同样取得社会上的学术评价，从而获得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学者从事研究的课题是否被体制内的评估体系所包容这一标准，把学者的研究分为体制内研究与体制外研究两种类型。
更具体地说，所谓的体制内研究课题，指的是那些可以被纳入体制内的评估标准的，并由于符合这一标准的要求，而能够获得政府认可、支持与资助的学术研究课题与领域。这类研究可以在国家每年颁布的申请研究基金的提纲中看到。
大体上属于体制内研究的主要可以归结为对策类、学院类、精神文明类这三大类型。
对策类指的是那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能为领导决策层与专家提供对策参考价值的研究项目，对策类研究课题包括如何开发浦东、如何制定符合当前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如何与文化发展相配合、农村城镇化、国有企业如何改制，等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行政学、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多数涉及当下中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课题均可以归属于此类型。此类研究的现代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所指的学院类研究，则是指那些人文学科中纯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如文学语言、艺术学、哲学、逻辑学、历史学、考古学之类，如庄子的悲剧意识、北宋时期的农业开发、丝绸之路考古、儒家思想起源到语言学比较、不同时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类的课题。凡是人文学术领域中以知识积累为宗旨的研究课题均归属于此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知识的积累已经被政府视为文化发展与民族进步的重要方面，此类研究属于人文领域而学术专业性很强，在政治上属于中性。此类学院性研究已经纳入体制内评价体系，它们可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竞争，为国争光，从而在体制内研究中稳占不可动摇的地位。
精神文明类主要指那些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加强思想教育的研究项目，如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如何培养中青年干部的理论素养问题、某革命先辈对党建理论的贡献等等。凡是有关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均属此类。
这三类研究领域从决策科学化、民族文化的学术知识积累与宣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方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均有各自的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它们被纳入体制内评估体系中并获得政府积极支持。从事体制内研究的学者，比较容易取得体制内资源，例如，评定职称，评学术奖项，取得国家级的研究经费，能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在各大学学术评分中取得高的积分等等。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与分化，相当一部分研究虽然不属于体制内支持的领域，但却在知识领域的开拓、活跃思想与思想文化多元化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纳入到政府评估体系内来予以评价，并不从体制内获得资助，但在民间社会中自主生存的学术领域称之为体制外研究。这种体制外研究包括一些关注公共性的重大学术话题。例如，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问题、自由主义、新左派思潮、新保守主义问题、中国当代政治结构与政治形态、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方式与领导风格、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的不同的政治态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上的新思潮与新观点、对国际突发事件与中外关系所提出的不同主流观点的论文，等等。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形成这一体制外研究领域，首先由于社会上有对此类研究的需求，并能提供对此类研究成果的发表与资助的条件。此类研究或者会被人认为过于敏感，或者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矛盾与困境，由于没有现成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估，或者由于提出一些新观念而一时不能被学术界或评估者重视，从而不一定都能得到体制内的评估标准的容纳。
此类研究可以说有相当价值，但却无法被纳入政府部门现行颁布的研究立项提纲，因而也得不到评奖的机会，当然也不能在官方确定的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此类研究一般不能发表于重要学术体制内认可的权威学术刊物，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在申请职称、博导及其他资格时，无法以此类研究成果作为支持自己学术能力的后盾，往往在评分上处于不利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本身是多元化的。一方面，现行的体制内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体系有其固有的、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而这标准又是比较刚性的。在一定时期，体制的这种刚性标准，对于维持社会固有的价值标准无疑是很必须的。另一方面，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又不可能与体制内刚性标准完全同步，总有一些具有前沿性、超前性、敏感性的研究领域难以被体制内的标准完全容纳。这是社会发展与学术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正是存在着体制内与非体制内学术的分化，学者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局面：体制本身有它自己的标准，而人们的研究是否符合此类标准，又会直接影响其学术地位与实际利益。而国家由于直接支配稀缺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政府比过去任何时期能更多地提供资助来鼓励符合自己的要求与标准的学者，于是就出现了新的学术指挥棒效应。正如高考已经变成考生的指挥棒一样，国家颁发的研究标准涉及职称、学术成绩评分与职称津贴的多少，因而也越来越具有学术研究指挥棒的作用。这种以利益驱动力为基础的学术政策，其效果如同明清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士人的吸引力一样。正如科举制度下无法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与独立学者一样，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或许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于是知识分子往往会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你会被你选择的研究课题的重大社会意义与价值所吸引，想通过研究来体现你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命运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意义；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却可能一时得不到体制内的认可与评价，从而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如职称、博士导师与学术带头人的荣誉、大量的研究经费，以及学术津贴之类。而且，由于在现在的情况下，社会多元化程度并不高，民间社会提供的资源相当有限，各种稀缺资源高度集中于体制内，一个以研究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去从事某些具有重要思想意义与价值的体制外的研究工作。
人们会注意到，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研究并不是绝对分离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有一位大学老师，在从事教学之余，对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通过朋友在经济上的支持，多次深入各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这位学者在对北方农村某地进行了半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书稿，他的著作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与社会上广大读者的重视。由于他采取的研究方法相当独到，由于他通过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信息，由于他对所调查的问题提出许多深刻的解释，许多研究所与大学均把他的研究成果当作研究生上课的教材。由于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各方面的经费支持，而他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许多研究生都在运用他的研究方法从事新的课题的开发。由此可见，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研究正在相互渗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化转型时期的学术研究双轨制的界线，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渐渐消失。
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存在是这一转型阶段的客观现实。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研究课题，以及某些研究领域，某种观点的表达，受到体制内标准的限制与制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我并不认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研究哪一种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来说，社会上存在着体制外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学术文化的多元化，这体现的正是社会文化的进步与繁荣趋势。
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两种不同的领域内都可能产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产品。关键在于，人们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进行选择。不要对不属于自己类型的研究“文人相轻”。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学术道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人的选择、学术的生存方式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也是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是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与尊敬。人们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沿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重要。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往往会产生很多思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感，但却往往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往往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我又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费尔巴赫那句名言：“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