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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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历数故友功绩，以“神经过敏”为开脱，以“延读书种子之传”为保全，刘师培果然得到宽宥，获释入川，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讲授《左传》、《说文解字》，并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3年6月，刘师培夫妇前往山西，担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阎锡山赏识刘师培的学问，将他推荐给袁世凯。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鼓吹帝制，不遗余力，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雄文”，辞采渊懿，出尽风头。但他此举也被时人讥为仿效扬雄歌颂王莽的剧秦美新。在洪宪王朝的独幕丑剧中刘师培担任参政员，被策封为上大夫，享受过极其短暂的荣华富贵。洪宪王朝垮台后，刘师培原本在北京政府所拟的通缉名单内，由于李经羲作保，他和严复被剔出了名单。因此，刘师培在北京待不住，只好蛰居天津租界，贫病交加，惶惶不可终日。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初入北大，刘师培才三十三岁，病怏怏的了无生气。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是刘师培的顶头上师，陈内心虽然鄙薄刘的为人，但对他的学问相当佩服，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都是只讲不写。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置之。
从1917年开始，陈独秀以北大为营盘，以《新青年》为阵地，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倡科学和民主，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刘师培再次逆时代潮流而动，跳将出来与陈独秀和胡适对垒。他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嗤之以鼻。此时刘师培已经病入膏肓，深感力不从心，算是垂死一搏，赢得的却是螳臂挡车的讥诮。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氏则又胆小变卦，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氏的观念似乎是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他发表声明，其实是一种策略，为的是不变成“新派”的箭垛，以免臭哄哄的旧账被再度翻出。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咽气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刘师培与何震生有一女，此前已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何震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发狂而死。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为结束，表达了无尽的惋惜之情。
民国之后，革命既成，往事已为陈迹，当年听闻刘氏变节而颇致诋毁的党人并未秋后算账，章太炎表现出君子休休有容的大度，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刘师培饮誉杏坛，在学界大有身价。昔日环境恶劣，他潦倒不堪，为宵小所误，乃恬然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徒然令人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分析过刘师培中途颠踬堕落的原因，称刘氏“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一身兼具三种性质——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刘氏长期患有“内热症”，狷急近利，不能忘情爵秩，如此“老实的书呆子”就“未免好用其所短”，最终依从劣根性，以失节为收场。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先生宅心仁厚，甚至推测刘师培有可能想做“徐锡麟第二”，因为徐锡麟为谋刺安徽巡抚恩铭，不惜与之结为“刎颈之交”，以取得其信任。刘师培会不会也有此初衷，隐而未发？蔡元培作这样的推测，显然是高估了刘师培，尽管刘师培改名刘光汉，他身上又哪有“光汉子”徐锡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血性？他只是孱弱书生，与心雄万夫、视死如归的烈士毫不沾边。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认为，刘氏中途变节，由排满反清而投靠端方，乃是由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他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氏“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这种说法失之简单，值得商榷。章太炎固然自视甚高，但并非目无余子，他在政治方面极推重宋教仁、陶成章，在革命方面，极推重黄兴，在学术方面也极推重刘师培、黄侃。他一度反感刘师培，反感的是刘某受妻子何震挟制，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愤恨刘某缺少骨气，而不是在学术地位上非要与刘师培争个高下，分出老大老二不可。刘师培心胸褊狭，或许嫉妒章太炎的名头在自己之上。至于章太炎，他的自信已足可保证他不再计较别人的品评，甚至说有人挑拨离间，那人也只可能是何震、汪公权，发生效用的也只可能是刘师培。章刘交恶，以及后来重修旧好，都可看出章太炎的光明磊落。他指责刘师培投逆并非信口雌黄，对刘师培的护惜也可谓竭尽所能。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梁启超同样善变，由维新保皇而至于倒袁护法，变得纯粹，变得精彩，道德学术相映生辉，为世人所推崇，关键就在于他不仅守住了底线，而且还树有高标。
再次踏入河流
——关于法官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
？ 丁国强
司法裁判是一种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理性过程。但是，理性的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正目标的实现。因为法律的真理性是相对的，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法官的理性判断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制约，必然掺杂进各种主观的成分，致使法官偏离了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和先例，形成一种个性化的“偏见”。法官对法律命令的不折不扣执行，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因为人生阅历和社会的、司法的各种经验隐蔽在法官的知识结构里面，成为实现或影响司法公正的默化因素。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和法律冲突面前，法官仅靠对法律的照搬照抄或死扣字眼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融入法官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才能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价值事实，从而才能达到法律精神与社会现实的契合。所以，法官不仅要经受良好的法律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同时还要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因为后者会帮助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再次踏入河流”。
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的准入年龄过低，使得法官队伍整体的人生成熟度较低。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办案骨干大都是缺乏人生磨砺的年轻人，其法律操作带有很大的机械性、技术性和模仿性。从法律条文到正确的司法判决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和诸多空白点，需要法官用深刻的人生体察、厚实的社会阅历、丰富的司法经验来充实和填补。只有这样，法官在逻辑思维上的努力如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才能获得充分的意义支持。英国大法官柯克在与英王詹姆斯对话中说：“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为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司法是专业性与社会性高度融合的工作，法律思维和法律技术不是万能的，司法裁判面对的是人，是具体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法律条文的运用不可能像使用机器零件那样顺手合适和天衣无缝。有学者发现：“法律不是逻辑自足的体系，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只是社会中的法律，法律不可能包括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2〕法官的司法创造是由法律理性与法律经验共同推动的，经验和阅历所提供的是与机械运用法律所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在追求判决合法性目标下的价值衡量。经验在个案中的体现是对法律的补充和超越。一个经验和阅历丰富的法官在个案处理中会通过记忆的搜索和利益的权衡进行比较判断，从而获得对法律规范的突破性理解。卡多佐说：“我们并不能像从树上摘取成熟的果子那样摘取我们的成熟的法律规则。每个法官在参考自己的经验时，都必须意识到这一时刻：在推进共同善的目的指导下，一个创造性活动会产生某个规则，而就在这自由行使意志之际决定了这一规则的形式和发展趋势。”〔3〕可见，正是经验发展了法律理性，才使法律意义获得提升和彰显。
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家庭风气对于法官的修养和司法判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回避制度的设置切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但是，不能阻挡人生阅历对法官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素质的无形渗透。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是建立在一张白纸之上的，阅历和经验决定着他的“前见”，构成理解法律的前提条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指出，法官以往的经历会被增加或减少他对妇女、金发女郎、大胡须男子、南方人、意大利人、钳管工、牧师、大学毕业生、民主党人等不同人的反应。他对不同人的同情或反感，会直接影响到判决过程〔4〕。一个出身底层的法官对弱势群体的命运会表现出更大的关注，一个遭遇挫折打击或苦难磨练的更能够理解当事人面对人生重大关节的心态。这种“理解之同情”会给法官一种有效的直觉，会使他对法律作出更加符合人性的解释，对案件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把握。这是人文精神在司法中的体现。人的问题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问题，过分强调法律概念、法律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