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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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智慧是一种实践智慧。一个精通法律的法学高手同样会在复杂的社会事实面前力不从心。波斯纳说：“逻辑不能决定最困难的案件。作为批判武器的逻辑不是创造者的逻辑。”〔7〕司法智慧是生活智慧的一种职业化表现。法律不可能独立于生活之外。否则，法律存在的意义就会成为问题。生活是具体、生动、细腻的，法律理性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良好的人性生活为旨归。一个饱经风霜和沧桑的老法官的案件调解率一般要高于年轻法官。同样的道理，从老法官的嘴里说出来的司法解释，分量就要重许多。比如诉讼调解中当事人的自愿让步，老法官一般不会简单理解为法律权利的让渡，而是描述为特定环境下对生活的妥协或和解。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是一种信息，也是一种精神资源，在法律价值观的催动下，会转化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有益支持。但是，在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下，所谓的“经历丰富”就会变成一种世故，一种“熟人社会”特有的精明，把法律当成按照“潜规则”交换人情和利益的工具。例如，腐败者通常会用“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来为自己抵制不住诱惑而辩解。这句话撇开某些借口不谈，但从字面上看的确不错，因为司法权力的公正不可能在真空中保鲜，法官无法过滤掉全部的个人因素，特别是对那些文化的、历史的东西而言。因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他们不是简单地遵守着既定的解释规则，而是依着进入其主观意义领域的多种因素，其中既包括利益权衡，也包括宗教信仰、个人情感、对自己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道德、传统、教育背景等”〔8〕。所以，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积淀在法官的意识深层，蕴含在法官话语之中，正等待着司法实践的召唤。正如苏力所言：“这种知识是法官同具体生活情境相遇时‘自发’产生的。”〔9〕即这些东西对法律运作的介入和参与不是实用策略实施的结果，而是对司法规律的内在遵循，它们不会脱离法律规则、法律价值而单独存在。
人生阅历和经验的获得当然不是主要靠学院教育，而是要靠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是，大学的人文教育对于学生健全人格和健康人生态度的养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对于个人而言，大学就是‘整全’，就是人生的完成，就是把人培养成独立自主的自由人，使人融入历史、文化之中，立于天地之间，面对个人与社会、有限与无限，能担负起‘公民与人的张力’和‘可能与现实、超越与审慎的张力’。”〔10〕当下中国的法学专业因为经济效益的预期较好而大量盲目扩张，急功近利的教育观造成了教育质量大幅下降。法学本科教育实质上已经沦落为司法考试和“考研”指挥棒下的一种“应试教育”，而研究生教育因为招生过滥，又成为一种“放羊式”教育，使得法学专业学生的文学嗜好十分稀少，人文阅读量严重欠缺。有几个法学学士、硕士乃至博士通读过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卡夫卡等大师的作品呢？而国外就不一样。日本法学院的本科教育倡导教养主义，实施“通识”教育。美国法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中带有人文色彩的占相当比重，如“法律、社会科学与人性”、“体育、文娱与艺术”、“家庭与儿童”、“受歧视与被蔑视群体”、“穷人、非营利组织与经济发展”等等〔11〕。这些课程无疑大大有益于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
注释：
〔1〕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8页。
〔2〕陈金钊：《法官如何表达对法律的忠诚》，载《法律方法》第１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3〕（美）卡多佐著、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4页。
〔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5〕杨奕华：《法律人本主义——法理学研究诠论》，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9页。
〔6〕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7〕（美）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8〕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10〕刘铁芳：《大学品格：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大学人文》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11〕李红云：《谈谈美国的法律教育》，《北大法学文存》第1卷《价值共识与法律合意》，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454页。
战刀与笔的较量
——读《骑兵军》
？ 戴庆华
前苏联著名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一生只留下薄薄的几十万字的作品。但是，就凭这几十万字，他就足以在苏俄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这位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称之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的著名作家，曾因为他的颇受争议的作品《骑兵军》而卷入了一场风波，既被热情称赞，也被恶毒咒骂和诋毁。
巴别尔的文学之路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出道之初的1915年就结识了大名鼎鼎的高尔基。后者对他的写作才华大加赞扬和鼓励，并把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登在《纪事》杂志上。但高尔基也以其特有的艺术家的敏锐看出了巴别尔的缺陷：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最缺少的是进行文学创作所必需的生活体验，于是建议他“到人间去”。谨遵恩师教诲的巴别尔从1917年到1924年间，先后经历了七年的冒险生活，当过粮食征集队员，当过新闻记者，也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服过役，参加了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对波兰的作战。正是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的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短篇小说集《骑兵军》的基础。这些短篇小说从1923年起在《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陆续发表，1926年正式结集出版。
小说一经面世就受到评论界的欢迎。1925年还在国外的高尔基如此评价巴别尔：“巴别尔是有才气和聪明的，从他身上可以期待很多东西，他生活经验丰富，阅历很多……他也有丰富的想象力，而这是艺术家的主要力量。”还有不少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连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也准备把作品改编成电影，只是因为俗务缠身而未能如愿。但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建立在其严酷的真实性之上的，小说不仅写出了骑兵的勇敢无畏，也写出了他们的狂野和残暴，使得战争的浪漫、恐怖和血腥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小说也激怒了一些人。这些人不仅包括一些不足挂齿的“拉普”评论家，还包括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列宁称赞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骑兵统帅”的原骑兵军军长、后来的苏军元帅布琼尼。
布琼尼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内战中更是战功赫赫，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骑兵的代名词。布琼尼读到小说后非常生气，到处找机会痛骂作者，认为巴别尔的小说侮辱了红军骑兵战士。布琼尼1924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作者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毫无疑问，布琼尼的指责是蛮横无理的，他的指责立即受到《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的反驳：“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创作的基本内容。”
1928年，布琼尼在某军事报再次发表文章指责巴别尔：“巴别尔没有到过前线，只是凭空杜撰，玷污了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骑兵军》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等等，这些人物都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而且，他的故事还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同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国观光，当他了解到布琼尼对巴别尔的谩骂后，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一文时借机为巴别尔辩护：“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高尔基还肯定了巴别尔作品中显示出来的人道主义观。
布琼尼在读到高尔基为巴别尔辩护的文章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尽管他在信中坦承在文学上无法同高尔基辩论，但还是认为自己批评巴别尔“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信中他仍然继续对巴别尔进行指责和谩骂：“巴别尔长期呆在骑兵军的后院，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
高尔基读到布琼尼的公开信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布琼尼》的信，认为巴别尔写得很成功，并继续为他辩护：“我在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针对布琼尼对于作家没有到过前线的指责，高尔基也作了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