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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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一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曾雄才 曹永刚 译）
童年忆旧
作者：波普尔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盆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人。）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为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