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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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合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R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恐惧暴力措施，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是如何瓦解的一无所知（在罗歇·马丁·杜伽尔的《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而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开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由于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现在传闻开始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南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洛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邱仁宗 段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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