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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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为战争主体能力何以发生、形成和发展。动因与原因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为了什么，问的是未来，向前看，要求的是一种预期效果，实践问题的需要，后者强调“为什么”，问的是过去，向后看，需要的是一种先前原因，认识问题的需要。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是由什么外力推着走的，而是被它所想象或预期的结果拉着走的。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就是需要，利益和价值。
需要自始至终同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引导战争主体能力形成，规定战争主体能力发展方向和性质。需要对于战争主体能力形成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的有无、强弱，在关键时刻决定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成败。
利益是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又一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８２页）利益始终是需要在能力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的必要环节。利益还表征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利益是由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特殊需要所决定。完全是为满足和扩大需要服务的。
价值作为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需要形成价值目标，推动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由对需要的“是如何”的事实判断和“应如何”的价值判断，构成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定向选择；第二，通过利益，形成价值理想，推动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价值理想，联系着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一切行动和思想，每一具体过程始终，观念地创造和超前反映“合理的”未来。第三，通过需要和利益，形成价值观念，推动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只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这种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特有的希望什么的规范性见解，左右价值理想目标。（三）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战争主体能力通过战争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并成为战争主体能力发展过程的真正源泉和动力。由于战争主体的实践活动在其本来意义上就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战争主体能力规定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由于战争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延续，则战争主体能力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贯穿一切战争历史时代的战争主体能力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才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战争主体作为战争主体而存在。从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过程看，战争主体能力包含多样性的统一性，体现务种特性之间联系，这二者的融合确立了战争主体能力之所以为战争主体能力的根本特征。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还在于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体的机能和属性。这种机能和属性在战争活动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服从于战争活动规律，形成和发展为战争主体效率系统根本和核心的意识能力、产生和发展战争主体的根源、基础和动力的生理能力，发挥战争主体其作用的中介和桥梁的实践能力。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过程，又通过交往机制。交往的质量、效果，直接影响整个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认同效应”使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避免内耗，产生加速度。第三章
人化战争──战争客体引言
“人化”指的是人类产生后给原来无人的地球带来的根本特征。人化战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战争化和战争的人化，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物化，凝聚在战争中，使战争发生合乎目的的改变，把自在的战争变为人战争。人化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存有多种不同质的相互作用，其因果联系是多质的，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并非一定达到极端。战争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结构、功能、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属性通过信息传递给对方，同时任何一方又都在利用这些信息，不断地改善、提高自身的结构、功能和组织形式等。第一节
战争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政治目的──利用战争手段的最终缘由
任何战争都具有政治目的，但能否实现政治目的要取决于许多条件和诸方因素。战争必然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不一定以战争来继续。战争虽然是政治的继续，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决定战争，战争眼从政治，战争又反过来作用于政治。政治目的是利用战争手段的最终缘由。
（一）战争的实质就是政治的继续
１．非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实质的认识
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实质的认识总的说来是不完全科学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
《孙子兵法·计篇》开宗明义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孙子兵法·形篇》中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兵令上》也谈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先哲们还探讨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淮南子·兵略》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商君书·战法》言及：“凡战法必本于政胜。”《韩非子·五蠹》中说：“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战国策·秦一》中曰：“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在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隐约地指出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指出：“然此国家当可扩充而完备之军队即为当扩充之一端。苟无此，则外无以拒敌，内无以保民。”希罗多德剖析了波希战争的背景后，认为希腊城邦支持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反抗波斯并非波斯发动对希腊各城邦战争的原因，而为波斯企图在希腊建立霸业的延续，“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585 页）
古印度《摩奴法典》述及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王可以利用军队，试图取得他所渴望的东西；以警惕保持他既得的东西；保持它时，以合法的方法增大它，增大它时，慷慨布施。”“武力和政治手段相结合才能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识者为国家利益着想始终更加重视和平谈判与战争。”
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学者谈到战争实质时认为：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政治紧密相联，政治会导致战争，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且还看到资产阶级对战争的重大政治作用，但战争与政治关系内涵的认识仍是模糊的，主要表现在：未能准确地表述战争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没有看到政治战略对军事战略的制约作用。这些我们可从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等找到佐证。
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拿破仑深刻理解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意识到利用法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立群众武装的可能性，同时看到法国和反法联盟的战争是一场政治制度的较量。若米尼对战争实质认识不及拿破伦，他主要是从战争艺术的角度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到政治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在战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分析。比洛提出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战略，政治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仅认识到政治和武力一样，只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上述朴素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军事和使用武力问题上，而是重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明确地把战争和政治相联系。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将战争与政治视为平等关系，或者本末倒置，将政治作为战争整体的一个部分，更没有分析国家政治的阶级性质。
西方对战争本质的探讨要数克劳塞维茨。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进行而停止，战争是一种手段特殊的政治交往，政治必须适应这种特殊手段。克氏的观点既闪耀光辉，又展现迷惘。他对战争实质认识的不彻底性主要在于：只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未揭示政治的本质；仅谈国家与国家、国家集团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未提及国内战争。
２．马克思主义战争实质说
科学地揭示战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一定阶级、民族、国家、集团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它是阶级、民族、国家和集团等斗争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具有具体内容，其继续为逻辑上的继续，而不是时间上的继续。战争的政治内容，是理解战争实质的根据。政治本身决定于包藏在经济制度里深刻原因，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战争实质，科学地揭示了战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驳斥了把国家说成是保卫所有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论证了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他们明确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各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对战争的态度，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列宁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战争是阶级政治继续的观点。其一，战争是交战国战前政策的继续，交战国在战时实行的政治和政策，与其战前的政治与政策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继续。其二，战争是交战国内外政策的表现。
毛泽东作出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论断，阐明了两者的一致性、差别性及辩证关系。他认为：政治是共性、普遍性，战争是个性、特殊性，这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关于夺取或维护国家政权的行为，其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时时刻刻存在于阶级社会中，而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流血的暴力手段；政治是目的，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一种特殊手段；政治是内容，战争是用于实现政治内容的一种形式。战争的实质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前者表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战争，绝对是政治的继续，后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进行的战争，是不同政治的继续，而且为了同一目的，以不同形式进行的战争，也表现出政治上的差别。战争的实质与其表现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但战争实质与其表现形式不是完全等同的。战争的实质是单调的，其表现形式则是复杂多样的。因此，认识战争必须从其各种表现形式中抓住实质，而不能被各种复杂的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