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论-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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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肯定是新理论的首先运用和推广者。也有这种情况，理论创造者的一方，由于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会被他们的“学生”用这些理论把“先生”打败。即使那些准备使用的理论，要真正地付诸实践也需很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情况好好结合起来。２．战争理论要指导实践必须从实际出发战争理论要正确地指导实践，必得与战争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决不能从理论和观念出发。战争理论和原则，只是研究战争情况的基本线索，而不是现成的行动方案。“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陪同他们上战场。”（《战争论》第一卷第１２２—１２３页）对待各种战争理论，要取而研之，析而学之，思而创之，择而用之。当理论与客观实际发生矛盾时，理论必须服从客观实际，而决不能相反。要真的发挥战争理论指导实践作用，就必须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与战争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战争实际中的具体情况出发，用军事理论来分析和研究这些情况，然后产生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既是战争实践的需要，也是战争理论本身的要求。
３．战争理论在战争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战争理论指导战争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和发展军事理论的过程。战争实践是检验战争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战争理论的不断发展。
检验一个战争理论或原则是否具有真理性，就是要看其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一般说来，在战争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战争理论，则证明它与战争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是正确的。反之亦然。检验战争理论的标准会因战争实践形式不同而出现情况各异，和平时期的军训、演习和实验对战争理论检验有一定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因为，某一战争理论、方针、策略能否用于指导战争，应该在战争到来之前就有所判定，这样可以在新的战争中一定程度地减少行动上的盲目性和不确实性；实战是检验战争理论的最大权威，“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６４４—６４５页）
任何战争都不是为了检验战争理论而进行的。战争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对战争理论的检验只能看成是指导实战过程的付产品。战争理论回到实战中去主要是为了指导实战，它要求每一个回到实战中去的理论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这也使得新理论难以被及时采用。人们因对新理论不能过早定论而弃之非用，当在实战中发现旧理论已经过时新理论正确时，这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遭到失败。实战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标准，与军训、演习相比有较大的确实性和可靠性，然而就它自身来说，也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二重矛盾。说它确定是因为一切战争理论最终要在实战面前裁定，说它不确定是由于其所检验过的理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正谬。
战争理论在指导战争实践的过程中，正确的得到了证实，错误的被否定，不完全的得到了补充，肤浅的得到了深化。任何一种先进的战争理论，都必须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战争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为战争理论提出新课题，推动人们去研究，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改进武器装备的要求，使得军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必然要引起战争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基础、手段、目的三者共存于战争认识活动中，三者互相作用构成能够指导人们战争实践的认识成果。三、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
战争意识能动性与战争对象客观性的矛盾，是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矛盾的具体化，主客观的矛盾靠认识和实践的矛盾的解决而解决。
１．战争指导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使主观和客观、战争认识和战争实践相统一
“……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仗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３页）也就是说，用脚踏地，不做无根浮萍。无论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还是在执行作战任务上犯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主观与客观，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相背离，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与客观实在不符，不对头，如在战术行动中攻击点选在敌之钉子上而不是薄弱处，结果攻不进去。要解决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如在战斗中攻击时机选择适当，预备队使用不早不迟，各种战斗处置，战斗行动利我而不利敌。
战争实践是战争主观指导与战争客观实在转化的桥梁、战争主体与战争客体联系的纽带、战争思维与战争存在统一的中介。在战争实践活动中，意识才能超越自己的主观性转化为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客观对象才能变成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观念形式的存在。战争实践活动是依据一定目的，运用相应手段，把客观对象改造成符合战争主体需要，将观念的东西经物化变成客观的存在，客观对象经意识活动转化为观念的存在，是战争主观客观矛盾产生总根源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２．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是一个过程
战争中，客观情况的变化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也不是在一次完成中就可达到的。在任何时候，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而要达到完全的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统一只存在于战争认识的无限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在某一时期中，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达到基本的相符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毛泽东说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在“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３页）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不能去奢求完全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使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程度不断提高。一般而言，无论是战争理论、作战原则、还是作战计划、方案等，它们与战争情况和规律的符合都是近似的、相对的。要使它们无限地接近战争的客观情况和规律，必须经过无数次的认识和实践。四、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战争认识和战争指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兵不预谋，“不备不虑，不可以师”，不可以制胜。
１．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由战争认识规律决定的
战争认识过程的规律说明，通过认识过程第一次飞跃获得的计划，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全正确。因而在第二次飞跃中，改变计划的事是难免的。“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计划，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４页）在实现战争过程中计划完全符合实际，无需任何改变的事是少有的。相反，部分地改变计划的又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是有的。这是由于，人们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可能经过一次认识就制定出完备的计划，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其一，制定计划所依据的情报可能不可靠，不充分。一方面，由于敌人使用计谋、制造假象、保守秘密，为我侦察和识破敌情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在制定计划时，由于敌对双方的抗争尚未充分展开，情况尚未充分暴露。因此，不可能充分掌握敌人的全部情况。其二，人们对情报的加工制作可能会出现偏差。我们知道，对情报和材料的加工制作展一个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等思维活动的过程。通过这一复杂的过程才能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出差错的可能，如果出了差错，必然会影响到计划的正确性。其三，即使战前定的计划是正确的，由于战况的发展，计划中的某些规定可能会过时，因而在执行计划时仍然要灵活。战争情况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急剧，敌对双方都企图通过主动变化自己的行动来达到出敌不意。却使我们在战前完全把握了敌人的情况，战争一展开，敌人可能立刻改变原来的部署，或者更换了原来的攻防方向；或者更换了战术和战法；即使我们在计划中已经预计到敌人的这些变化，但是，预计的只能是大概轮廓，很难指明具体细节和预计到各种偶然的、意外的事情发生。因此，仍然需要靠灵活性来处理这些问题。其四，计划只能是一般的规定，决不能把各种特殊情况都包括在其中；而执行计划和实践所要解决的是各种具体问题，这就必然会在计划与实践中出现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就要靠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灵活性是贯穿在实行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的，但在不同的环节中，灵活性的意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部署中就灵活地使计划中的错误或不足得到及对地修改和补充，要比在作战展开以后再修改或补充计划具有更好的效果。
计划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范围里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军事行动的范围越小，计划中所能规定的东西就越少，灵活性就应该越大。小部队的行动主要靠机断行事。对整个军队的行动来说，每一步都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其所规定的东西就越多。
战争情况既具有确实性、稳定性和必然性，又具有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前者是战争计划的基础，它为人们制定计划，运用计划提拱了可能。有了这一基础和可能，战争计划才有可靠性，才能对战争实践有指导作用。后者，则对人们提出了灵活机动的要求。“由于战争情况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3 页）
战争情况及其规律的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稳定性与流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这就决定着计划性与灵活性必须统一。若不承认统一而将它们割裂之，则陷入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之中。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了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把战争情况看成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因而忽视计划的作用，主张单靠灵活在战场上取胜。莽撞蛮干的人往往在战场上处处碰壁。绝对主义则片面夸大了战争情况的确实性、稳定性和必然性。把战前制定的计划绝对化。认为计划一经定下，一切照办就行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变化。这样来指导战争，遭到失败也是必然的。
２．计划性与灵活性的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