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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18部分

小说: 书屋 1999年第四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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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玖写过几篇文章,破题、承题勉强还看得过去,所以进了学,成了秀才。到了今天,他在县报、市报上也登过几块“豆腐干”。为了这“豆腐干”他进贡了多少,难于细考,兴许编辑念他是个乡里人,兼之平素嘴甜,也有些孝敬,所以卖个关系人情也说不准,但在那兖州府汶上县的薛家集上,梅玖凭此也就算得当地一尊人物——虽说做官还不够格儿,但毕竟离做官的主儿近了一步,有酒肉之时,可以帮衬个人场,打打牙祭。长衫先生,是不能同老百姓划等号的。
  观音庵接待周进那场戏,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好在文木先生记录在先,也可以省却许多转述的麻烦。我见梅玖时,递过来的一张名片下面,还附有梅撰文章的复印件——一篇是赞扬县里太爷勤政为民的顺口溜,末了的一个字,也还凑合能合辙押韵;一篇是说写诗(就是那段顺口溜)要有真情实感的,似曾相识,不记得在哪本书里见过;还有一篇,是写县里太爷如何亲切接见,如何称赞他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点不合规矩——嘴里说着“讨教”,口气透着自豪:“就说不合规矩吧,那是才气太大,规矩约束不住了,太爷怕我到考试时碰上冬烘试官吃亏,这才拍着肩膀提醒于我的。”听着梅玖同县里太爷的近乎,乡里人肃然起敬,说起梅玖,一口一个“梅秀才”,好像科举没有废除,大清朝也还活着似的。
  梅玖运道真好,县里太爷官运亨通,直升到省里主管了报纸,手下需要几个信得过的人,想起梅玖鞍前马后没有少卖过气力,笔下也还来得几句,便提拔他到省报当了一个部的主管。
  当年编发梅玖顺口溜的县报编辑,到省城找到梅玖,带了一篇县里的稿子来,希望在省报登一下。梅玖乜斜着眼,看他两手空空,一脸的不高兴,懒懒地说:“搁这儿吧,这阵儿稿挤,版面没空。再说,太爷正要我带头抓作风,杜绝关系稿呢。”编辑本以为梅玖上调,有他一份功劳,念着旧情,发篇稿子不成问题。一听这话,略一思索,顿然醒悟,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嘴里说道:“稿子能不能发都没关系,我是特意来看望梅主任的。感谢梅主任当初对报社的大力支持,梅主任的文章使报纸生色,今后希望多加指示,多加关照,继续赐稿,稿费从优。”梅玖接过信封,看也没看(但手里已掂出了份量),丢在了一旁,脸上这才浮起一丝笑意,拉足了官腔道:“赐稿的事是别谈了,忙啊,等以后吧。部里的事,太爷交办的事,多了。也难怪,太爷把事交给别人不放心啊。不是我比别人能干,是别人没我这样尽心。不过,家乡的事嘛,该关照的总是要关照的。你们干得好,也是太爷留下的德政嘛。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敢不照顾吗?”编辑见口风活了,赶紧送上稿件,一迭声地“梅主任关照”,告辞走了。回到家里,少不得在熟人面前把梅玖那副尊容描绘一通,也少不得仰天长叹道:“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赶上了不是?”
  编辑部里多的是资深编辑。论学问、论文字、论水平,梅玖哪儿轮得上?但梅玖是太爷(现在是社长)调来的,又三天两头往太爷处跑。太爷私事、家事都是他在操劳,办公室主任都插不上手。回到部里审稿,动辄搬出了太爷,谁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顺着他改来改去。好在报纸的稿件,多一句少一句无碍大局,按梅主任的意思,无非多加几句套话废话——加就加呗。梅玖不懂这个,他认为,改来改去就是他的工作,改得越多,表明他越是尽职。太爷有时提到某篇文章不错,他赶紧说,“您不知我费了多少劲,开始那稿子根本没法看。”如果太爷说哪篇文章废话太多,他就说,“我这已经给他删了好些了,原先,好,恨不得每段都加上好些废话。”
  太爷调走了。这回没把梅玖带走,兴许有更合适的人了。新来的老总对梅玖很不满意,几次撤下上了版的稿件,还把他叫去申斥了几回。每回申斥归来,他都要向部里传达总编的指示。他说,老总最关心的是咱们部,叫我去得最多,有的部一次还没挨上,咱们可已经五六次亲聆教诲了。要不是老总看重,谁有这福份儿?
  他在办公室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老总指示”,把老总每次的训话都贴在上面,以示永志不忘。如果哪次因为没有他的干预,稿子出了点彩,老总夸上几句,他必定说道:“我们能有这点儿长进,都是老总把着手教的。”
  新老总也渐渐喜欢上了梅玖,虽说业务考试好几回没及格,但会办事,有眼头见识。于是,把他调任报社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进了报社领导班子。听说原先那位太爷犯了事,梅玖每事必拿老总同太爷做比较。太爷不懂业务,太爷太贪,太爷待下苛刻,太爷任人惟亲,太爷用人不当……太爷缺的,正是老总富余的。
  有一件事,使老总深为感动。老总喜欢写字。每到一处,只要主人有意,必定即兴挥毫。写罢之后,必问梅玖:“你看写得怎样?”这时,梅玖会作欣赏状,近看、远看、再近看,然后说:“字,我不懂。跟着您,看得多了;觉得跟沈尹默也差不到哪儿去,骨力好像还胜些。”这时,老总脸上会绽开灿烂的笑容,哈哈大笑道:“你懂什么!不过我倒是真的学过沈尹默沈先生。”回宾馆的路上,老总见梅玖的包里鼓鼓囊囊,问他带的什么东西。梅玖拿出来,全是老总写废了的字纸,说是“老总的墨宝,别糟践了。我拿回去,铰一铰,贴一贴,不就成了一本字帖了吗?跟着老总,咱们各方面也得长进着点不是。”老总听了点点头,“有你这份心思,也就不容易了。”
  梅玖秀才的文章大概不会有什么长进了,但梅玖相公的官运正不可限量。人们称赞会做文章的秀才,其实他们不懂,会做文章是最没有用处的。真正有用的,是梅玖这样的。您瞧,他活得多滋润,虽然他不曾唱过主角,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他。老实说,主角们的戏,多一半还是靠他们在唱呢!
  梅玖高寿,直到今儿,还没见老年痴呆的迹象。看来,他且得活一阵儿呢。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 王彬彬
  ——————岂好辩哉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应该说始于上世纪中叶,它与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睁开眼睛看西方是同时开始的。中国人在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同时,也开始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正视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先导的。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路向的偏离,那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根本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这些,本来早就是一种常识了。然而,这种常识在九十年代却遭到了否弃;遭到了践踏。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九十年代以来,从官方到学术文化界,一直到民间,观念都颇为混乱。总的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势,大大压过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声音。“弘扬”,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过时与落伍之举。是否应该继续批判传统文化,在今天又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像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法回避一样。
  昨天,晚饭后我打开电视,荧屏上是一个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原来,这是去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诗歌讨论会的专题报道。一个接一个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之后,又发表对诗的看法。其中一位不老不少的诗人说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国诗歌也将全面复兴。”听到如此高论,坦率地说,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当然,此类高论已不是第一次听到。早有今日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宣称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称霸世界,是全球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而到二十一世纪,则是东方文化,具体说来,便是中国文化反败为胜,风靡世界之时。到那时,全球都将奉行“中国中心主义”,因为到那时候,各民族都会彻悟到,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被这些人认为将要“全面复兴”并主宰世界的“中国文化”,并非指一种再生的新文化,而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同起来,可算是这个“世纪末”最大的怪论之一。“复兴”是相对于“衰落”而言的。中华民族的全面衰落,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与西方列强相遇时开始的。此后,一代又一代优秀之士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求索、而奋斗。他们的一种共识,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尽管他们也有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态度更激进,主张全盘抛弃传统文化,有人则稍温和,认为传统文化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但在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然而,到了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却被视作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一种条件或一种结果。不知以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将是何种面目,是“复兴”到鸦片战争前的“我大清”,还是更早些的汉唐宋明?
  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成两个阶段。在八十年代,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导致包括“文革”在内的种种“左”的灾难的根源之一,也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而九十年代以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渐高,批判的声音则愈来愈稀落。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就思想文化界来说,反思辛亥以来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原因,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的质疑和否定也是一种原因,还有“国学热”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全盘否定,被视作是激进主义的一种表现,当激进主义遭清算时,便连对传统文化的温和的批判和非全盘的否定也仿佛成了一种谬误。“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核心内容便是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当启蒙精神被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之后,再对传统文化发出批判之声,就难免“死抱住启蒙不放”之讥。至于对国学的研究,本身并不一定排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有利于深入细致的批判。但对国学的研究一旦成为一种热潮,而且这种研究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时,也难免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在“国学热”中,又有一股持续不衰的“国学大师热”。对这些“国学大师”的无限尊崇,也演变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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