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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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1〕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又与解开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其实“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如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奇怪叙述法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则揭示了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的俗见囿于人间视点和门派成心，所以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只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目的。
如果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如果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要认识到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就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囿于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仅有相对“大”；也不可能绝对“小”，只会相对“小”。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然则物无知耶？”（《齐物论》）“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真人”即“至人”，“真知”即“至知”。）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小”、“大”的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小”、“大”的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穿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却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直接借“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以郭象注本为祖本，异于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五十二篇，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究竟有没有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呢？
必有！《北山录》原文及慧宝注文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中。
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必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唐僧神清《北山录》的僧慧宝注“语在《庄子》”证明，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于郭象系统以外。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手上的《庄子》底本恰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参考《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下“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人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2〕。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3〕
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假设《列子》八篇全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也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因此死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过《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然而今传郭象版《庄子》中，商汤未问，夏棘未答，“亦云”二字成了天外飞仙，“有极”二字则自露马脚。由于被删句“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注“物各有极”完全牴牾，无法兼容；而紧接被删句的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仍与郭注完全牴牾，无法兼容，因此郭象为了自圆曲解妄注，又改“终北之北”为“穷发之北”。
“终北之北”译为今语即“北极的北面”，这种奇特表述，“支离其言”的庄子在《齐物论》中特地予以命名：“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三、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郭象囿于儒学成心，无法理解庄学奥义，为了自圆曲说，不惜删改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都是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曲解，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然而初唐人成玄英、陆德明以及无数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儒生拒不采纳，固持儒学成心，按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多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湮灭——只有寄望考古发掘创造奇迹。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遂通行于世，郭注义理成了难以撼动的庄学最大权威。郭象竟成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玄学大家”，这恰好应验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影响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