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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

中国黄河调查-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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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由“文革”造成的私房征用的问题,山西省政府于1986年出台退还居民房的18号文件。归还私房的政策出来后,她与1000多户居民找到平遥县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归还过去被征用的房子,可政府有关部门说没有这个文件。
    当1992年夏天居民在县政府门前集体请愿时,平遥政府不得不将这个18号文件公布于众。文件公布后,可政府有关部门仍然拖延不予办理。急于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开始上访。为缓和矛盾,稳定居民不满的情绪,政府才责成县房管所设立落实退还私房政策办公室。
    可一等10多年过去了,仅有一小部分居民的私房落实了退房,大多数居民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退房。不知跑了多少次的居民得到的总是失望,其中有些参与要房的老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代还没有将房子要回。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生效的判决为何被撤销      处在平遥县城南大街张光耀的房子是明代建筑,房子是他父亲1954年、1957年分两次买下的。1958年政府“经租”了他家靠街道的门面房,里面几间房被征用,留给他家自住的房只有7间房。
    后来平遥县百货公司将政府“经租”张光耀的门面房占用,张光耀仍在自留房中居住,出入是从百货公司开的铺面房中间通行。“文革”中,张光耀一家因抄家被赶出自己的家到别处住,百货公司乘机将他家的房全部占用。公司还以经营为由将他家出入的通道堵死。
    纠正“文革”错误落实政策时,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领导要求回到自己的房子居住,当时百货公司已无法退出他的房子,只得将另一个院子让给他搬进去。
    百货公司迁移后房子归张光耀,他要求百货公司将堵塞的通道恢复,百货公司又与他签订了临时调用走道的两年协议。期满后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要求恢复走道,可公司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
    无奈中,张光耀将百货公司告上了法院。法庭上,百货公司称占用的房子不属于自己,所签订的调占走道协议是无效行为,此问题要等到落实退房政策再解决。
    而法院认为,百货公司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张光耀提出的请求不是产权之争,只是要求百货公司将原堵塞的走道打通,而且堵塞原通道是百货公司单方面所为,显然不在落实国家政策之范围。
    考虑到百货公司经营的便利,法院判决百货公司在1997年12月31日之前,在铺面房的北面建一堵东西隔墙为张光耀的通行用,并将走道内建筑物拆除。
    判决书是在1997年5月6日下达,可法院判张光耀的胜诉还没有得到执行,百货公司搬走以后张光耀以为能要回这三间门面房,但1998年另一个人通过房管所取得了应退还张光耀的门面房开了一个饭店。
    开饭店的人还想将门面房内的老房子拆除建新房子,这些老房子已有100多年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张光耀当然不能让别人拆除自己的房子。他站在自己的房里想挡住拆除房子的人,可人家派人将他拉出,他又站到房内,如此僵持了好几天对方将他毒打了一顿。
    无法抵挡人家强行拆房的张光耀只好向派出所报警,可警察没有出面制止。无奈,他又找到一个主管的副县长,副县长只是说暂缓几天了解一下房子是否属于文物保护,可几天以后开饭店的人还是对他的房子进行拆除,他再次找到副县长却没有得到答复。
    找县政府得不到解决他找到晋中市信访局,一位官员却对他说,人家派打手打你,你也可以叫人打他们。找信访局没有结果他又到山西省人大,一位处长给他开了一个公文叫他找平遥县人大监督解决。县人大叫他找县法院,法院又叫内部人找县长可还是没有结果。
    生效的判决为什么四年得不到执行,对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张光耀说百货公司找到县有关领导,要法院暂缓执行。他拿出一份材料,其中有不能执行的原因。
    2001年3月27日,来自晋中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晋中市法院院长、建设局副局长、以及平遥县法院院长、建设局等有关官员在晋中市法院会议室,就保护平遥古城有关问题开了一个协调会。
    会上指出,平遥县法院1997年调查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街道,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这使上述判决的执行失去了原有的条件,当事人采取的过激行为客观上违背了古城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应予以制止。
    会议认为,从保护古城的大局出发,南大街作为一级保护区,应该按照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开发,不得在景观外开门道。
    有了这次会议的决定,仅仅过了一个月,平遥县法院就对张光耀的民事请求作出了这样的判决:1997年民事判决所调整的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98年《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平遥县南大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级保护街区,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原审判决执行已失去了原有的条件,若按原判决执行将不利于保护古城的风貌,应予以纠正。
    原审原告张光耀的走道问题,应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法院经过讨论决定判决:撤销本院1997年作出的民事判决,驳回张光耀的诉讼请求。
    这个撤销意味着张光耀要求百货公司修建出行通道,苦苦等待四年生效的判决得不到实现,不服判决的张光耀又上诉到晋中市法院,可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决。
    跑了一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光耀奔波到山西省委找信访局,接待的人给他写了一个条子,叫他找平遥县政府。拿着条子到县政府,主管的副县长在条子上批示,叫县政策落实办公室解决。政策落实办公室看到批示叫他回去等待,可一等好几年他也没看到有人来解决他家被占用的房子。
    他说,中央某领导来平遥参观时他想出去申诉,可他家门前站着警察。他的门被堵住无法出去,中央某领导的车离开平遥后守在他门前的警察也走了。这时,他的夫人抄一条近路,向中央某领导的车跑去,跑到时他夫人正好看见中央某领导的车窗开着,他夫人将房子被占得不到解决的申诉信扔了进去。
    当天晚上警察将他们叫去盘问,是否给中央某领导扔东西,张光耀承认了自己干了这事,一个晚上他被关在派出所。第二天县委书记问张光耀给中央某领导扔的什么材料,他把扔给中央某领导的材料给了书记。
    他以为书记看了材料能帮他解决被占用的房子,可当他再找书记问材料上说的事能否解决时,书记却不承认看到这材料。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祖宗留下的成果在遭到损害      祖宗留下的老房子要不回来使平遥城里的居民感到很压抑,产权不能落实房子即使很破旧,要倒塌,柱子上裂开了缝,他们也不敢出钱维修,眼看房子一天天地损坏,自己的房子不能由自己掌握他们感到很悲伤。
    祖先在元代建的房子传到冀富堂手中时已是第22代。他说这房子是1349年建成的,传到他这一代已有650年。他的祖先在明朝时曾经在澳门以造船为生,清朝康熙收回台湾时用的船就是他祖先造的船。
    后来他们的祖辈转向了经营票号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爷爷想以实业救国,父亲却选择了学医,想以救死扶伤给国家作贡献。
    祖宗留给他家族的是两个大院共有60间房,冀富堂给我拿出了1967年平遥县革命委员会对他家下达命令的通知:“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需要占用你家房子,责令24小时内腾出,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接到这个命令,冀富堂家不得不迅速将房子让出来,红卫兵走后房子又被政府征用。他只有16间房。房子被占用后他一直找政府要回房子,可政府总是叫他回去等待,这一等就是10多年。县政府曾经认为他家是危房要拆除建政府的宿舍,他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他家房不能拆。
    冀富堂拿出了一份发黄、皱皱巴巴的房产契据,这份契据是他家族自元代一直传到他手中。上面盖有县衙、民国时期及建国后的契税印章,一份家族谱上清楚地写着自元代冀家第一代人到21代人的姓名。
    看着这份发黄的房产契据及年代久远的家谱,我不禁想起那个遥远动荡的时代,冀家是如何奔波创业留下了这宏大、壮观和气派的古建筑。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也是一个民族奋发开创史的一部分,它显示了这个家族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一代代勇往直前地开拓并将这种文明传承下来。
    看着这份传到自己人手中已是第22代的房产契据,冀富堂说他心情感到很沉重,因为尽管苦苦地奔波了几十年,他还是没有将老祖宗留下的房子要回来,他还将凭这份契据竭力向政府讨要被征用的房子,他要将老祖宗留下的文明继续保存下去。
    回想爷爷是靠开票号将寻求财富的路开拓到了中国各地,称雄于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给冀家带来了巨大的辉煌,可冀富堂想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文革时他下放到农村毫无成就地干了8年,8年后他一无所有地回到平遥城时等待他的是失业,他只能靠修钟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冀富堂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导致他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至今不能转为城市户口。儿子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只能种地,地被城市开发占用后几乎连地也没的可种。他无奈地感到比起爷爷的辉煌自己是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家族在平遥住了600多年,可仅因自己的妻子是农村人竟然使孩子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不能和平遥县城的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果不是爷爷留下这大院让一家人有安身之地,冀富堂认为靠自己修钟表赚的几百元钱,自己和孩子根本买不起商品房。一想到房子还没有要回来,自己与孩子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就感到一种沉重和悲愤。
    我在平遥采访时,还听到向政府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说,政府占用他们的房子并从中收取租金,一旦将房子退还给私人后他们就失去了收益,尤其是平遥是一个旅游城市,占有房子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有了这种利益,政府当然没有动力和积极性落实政策让居民拿回自己的房子,而住在里面的其他住户,有的失业,有的做生意,他们已经住了几十年,收入低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即使有房他们也不想退出,他们也想从中获得利益。
    这种现状使房主既不能维修老房子,也难以对被占用的房子行使处置权,导致这些有着几百历史的古建筑日益走向破损,这对祖宗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谁对他们的损失负责呢?
    “宁可在改革中倒下,也不当庸庸碌碌的太平官”,心存这种誓言的张海钦走过了8年新郑、6年商丘和2年周口的执政之路,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推行他的干部体制改革。
    他百倍地甚至疯狂地去试验去创新多年压抑在他心中的执政愿望,他每到一个地方执政就有一种要打破旧体制开辟新制度的强烈冲动,而在每一个地方他的执政民意测验得票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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