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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书屋2003-07-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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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吗?不,是比死更为折磨人的痛。如果说死亡可以催生一种美学的话,那么,这种美学并不属于我们,它属于诗人。在《夜莺的颂歌》中,约翰·济慈写道:
  我在黑暗中谛听多少次;
  几乎爱上了安逸的死亡;
  在诗思里:轻唱她的好名,
  求她把我一定带往天上;
  如今死去似乎最为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这样的死亡,诗性之中给人美的愉悦,肚有墨水者,无不神往。然而,这并非诗人最后的旨归。对此,罗伯特·弗鲁斯特写道:
  但我仍然指望
  入睡前再赶几里路程,
  多么希望再赶几里行程。
  生命是向死而生的,但所谓的酷刑终止了一切,终止了“再赶几里行程”的希望。这一切,发生在周实的文本里,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中。它以文本或说生命的形式告诉我们人性的卑劣。还是让我引一段学者的论述吧:
  历史更多展现的是人性的卑劣而非人性的辉煌,历史更多剥夺人的尊严和生命而非赋予人更多的理性价值和生命自由,它只不过是权力和野心的竞技场而已。在这里饰演的是屠杀和被屠杀的戏剧,表现的是实践意志的黑色欲望和精神狂想。因此,历史也是狂想家狰狞嚎叫的回声,穿透着残酷悲哀的音乐,是阴谋家的恶毒筹码的精心排列组合……〔10〕
  历史如此,让我们和周实一起体验,同时,也让我们和周实一起重复一下这样的提问:
  为什么人们需要权力?它是不是人类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用途?是否拥有权利和行使权力本身就使人满足,还是把谋求权力作为达到多种不同目的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权力的企图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最基本的欲望和动机?权力同追求物质享受和他人赞赏的普遍欲望——同霍布斯所说的收益和光荣有何关系?
  不论答案如何,刀俎之间所真正隐匿的恰恰是权力,而非表面上的那些鸡零狗碎或者历史上某个个体的死亡。它让我们感到疼痛——权力以及周实的那些看似与权力无关的文字。当然,疼痛之后,还有困惑——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注释:
  〔1〕邵建:《刀俎之间的文明与野蛮》,《小说评论》2001年第5期。
  〔2〕〔3〕周实:《人彘》,《芙蓉》2001年第3期。
  〔4〕〔7〕周实:《族》,《芙蓉》2001年第3期。
  〔5〕周实:《炮烙》,《芙蓉》2001年第3期。
  〔6〕〔8〕周实:《剥皮》,《创作》2002年第5期。
  〔9〕周实:《绞》,《创作》2002年第5期。
  〔10〕颜翔林:《死亡美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五四之子”殷海光

  
  ——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苦与寂寞
  ? 章 清
  对大陆知识界来说,知道殷海光这个名字,还是海峡两岸渐开沟通后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岳霖在一篇自我批评的文字中,曾将殷海光与沈有鼎、王浩并称为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或许这也是相当一段时期,大陆关于殷海光的惟一记录。这并不奇怪,以1949年为界,殷海光五十年的生命旅程,恰好前三十年在大陆度过,后二十年生活于海峡对岸。离开大陆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殷海光都只是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留下的历史印痕并不多;当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其俗世声名如日中天,大陆这边也无从了解。最近这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先是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在大陆出版的论著中涉及其师的文字;接着殷海光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大陆出版;殷、林二人论学书信《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8年夏天,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还举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注意到殷海光和他的论著,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起因于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当追踪到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活动,殷海光这个名字,自然就被注意到了。大陆与台湾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隔绝,无疑造成了探讨像殷海光这样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思想家思想演进的困难,材料并不是主要的,除了完整读到殷海光本人的著述;多次赴港访学,还使我有机会系统研读与殷海光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报纸杂志。可怕的是一种隔膜,以及因此造成的距离。所以当我应韦政通先生之约,撰写第一部研究殷海光的书稿时,就颇感困难,好在“世界哲学家丛书”其性质偏重于论学,不妨碍我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路,为殷海光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殷海光思想留下的空白点。从海外研究殷海光不多的论文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隔膜,相应的结合殷海光在大陆时期思想成长的脉络来讨论其思想的文字就并不多见,对于殷在大陆时期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其中尚有不少得自于印象的模糊认识。这也并不足奇,因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殷海光本人口述的自传,不仅过于简略,本身即有许多回忆有误的地方。而我则试图赋予殷海光在现代中国思想脉络中一定的位置。在我看来,就殷海光生活的时代来说,他在大陆的三十年不仅是其思想成长的基础,而且当他来到陌生的台湾社会,其实也并没有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抽离出某种特殊的问题意识,他的发言位置与问题结构,都与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密切相关。
  如同过去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极少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接触,在我撰写的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殷海光的论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才有机会有我的初次台湾之行。那真是一段感受力特别强的日子。一个多月的时光,差不多都是在寻觅着殷海光生活在台湾的足迹。棕榈树掩隐下的台湾大学,伴随殷海光度过了在台湾作为大学教授的岁月;距台大不远的温州街十八巷,殷海光一手经营了一个充满田园之趣的家;在台北阳明山下的圆山饭店,殷海光与他的同道们宣告了“《自由中国》时代”的来临……而台北南港的“自由墓园”,则是雷震为他的《自由中国》社的朋友殷海光等人安排的最后的家园。睹物思人,跟随殷海光的足迹,我感到我在渐渐走近殷海光,走近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寻觅殷海光的足迹,是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陪同我进行的,他们中既有殷在《自由中国》社的同仁夏道平、宋文明、马之肃,更多的是殷海光当年在台大的学生王小波、陈鼓应、钱永祥、刘福生、林正弘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见到夏道平时,他已经进入生命的迟暮之际。他是《自由中国》社的另一位要角,对过去所发生的倒还能清晰的说出。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眷念,听说我已完成关于殷海光的著作并即将出版,对我说,他怕是赶不上见到书了,到时候,烧一本给我吧。后来我知道,此时的夏已改信基督教。从台湾回来后,就接到韦政通先生的来信:“夏道平先生已于1995年12月23日去世,今天下午(1996年1月7日)我到士林一教堂参加追悼会。出席的知识分子很少,多半是教友,因夏先生近二年信了基督教。像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却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说明当代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之间,确实产生了疏离。夏先生对《自由中国》杂志很有贡献,而《自由中国》乃台湾自由主义的重镇,因此他对台湾的自由主义是有贡献的。但晚年却很寂寞,似乎象征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你这次来能见到他,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想想去拜谒“自由墓园”时,夏先生的朋友还郑重委托我们看看给夏先生预留的位置,但最后夏先生走向的却是基督教教友的墓园,长眠于“自由墓园”的雷震、殷海光,已经永远不能迎来他们的夏道平了。
  走近殷海光,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为真切的感受,也让我感到或许以传的方式,更能揭示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生命的意义。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来得这样快。陈思和老师读到我的《殷海光》一书后,觉得稍做修改在大陆出版可能意义更大。陈老师的隆情高谊,玉成了我在该书写作时就产生的愿望,因为就实质性意义来说,毕竟现时的台湾社会,在许多方面距离殷海光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想想也是,度过“戒严”时代的台湾,早已为新的政治热情鼓噪着,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胡适、雷震、殷海光,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还保留着长远的记忆,在新生代中已没有什么印痕了,海内外关于殷海光的第一本著作,居然由我这位远离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大陆学人完成,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开始,我也只是试图做些简单的修改,但获得近距离观察殷海光后,已经对原来的书稿不甚满意了,于是下决心重写。从完成的书稿来看,篇幅已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除了论学方面的文字略有保留,其他都按照新的感受重新撰写。
  如何写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苦旅;如何去把握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生命的意义,撰写此书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中。
  “五四之子”,缘自殷海光走到生命的尽头之际为自己一生的定位。那时,年仅五十岁的殷海光已被医生作了最后的宣判,尽管他渴望着能够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与死神作最后的顽拒,因此愈加希望能为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些什么。这些最后的话语,也为他五十年的生命旅程赋予了最真切的写照:“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五四后期人物”,并非始于此时,两年前在给学生张灏的信中,殷海光就有这样的自诩。看得出,这一定位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在那封信中,殷海光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情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
  殷海光这些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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