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六卷全)_毛泽东选集第六-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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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斯大林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大林说，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斯大林说，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乙）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丙）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
毛主席评论说，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戊）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毛主席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