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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世界现代后期文学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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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夫等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1、1922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 

  但黑暗、落后的中国使郭沫苦的理想破灭,就是历来被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 

  也成为他寄托其抑郁和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 

  诗篇就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第三阶段:回国(1923—1928)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到上海。与郁达夫等人 



① 《郭沫若文集》第10 卷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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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办 《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并经常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的极盛 

  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较大 

  的变化和发展,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他不仅高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 

                    ① 

  产阶级的精神”的口号,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 

       ② 

  路” 。从此,《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女 

  神》中对工农的赞美。《前茅》便是诗人这一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年, 

  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 

  君》;新诗 《留别日本》;散文《梦与现实》等。 

       1924至1925年,有几件事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一是 

  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 

  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开始减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二 

  是 1924年春夏之交进行的社会调查,使他对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了新的认 

  识;其三是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主,军阀的暴行使郭沫若奋笔 

  疾书,起草了 《五卅案宣言》。从此,他由一个泛神论者成为激进论者,由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郭沫若的文艺观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 

  住时代精神。1925年,他配合当时反帝形势的需要,写出一部三幕历史剧《聂 

  嫈》。 

       1926年1月,小说戏剧集《塔》出版。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出版了译作《雪莱诗选》。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4月,诗集《瓶》出版。5月, 

  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严厉声讨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8月4 

   日,郭沫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初,诗集《前茅》、《恢复》,译作《浮士德》相继出版, 

  此时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大多数的人 

  们”的口号。2月下旬,郭沫若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第四阶段:在日本10年 (1928—1938) 

       在日本的10年间,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 

  奴隶社会的存在,写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 

  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 

  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 

  者之一。此外,他还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 

  伐途次》等自传、小说、散文等,并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的刊物《质文》 

  撰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海外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 

                            ① 

  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的10年,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 

  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抗战以后(1937—1978年) 

                                                                   ②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归国 

  杂吟》等7首诗就是归国前后感情的抒发之作。郭沫若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 



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 号,1923 年5 月。 

②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23 号,1923 年10 月14 日。 

① 《我要说的话》,载1941 年11 月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战声·归国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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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主编《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以抗日为题材写了话剧《甘愿 

  做炮灰》。 

       1938年,郭沫若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后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的抗日宣传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 

  历史剧,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写了《甲 

  申三百年祭》。1945年6月应邀出访苏联,写有《苏联纪行》。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新中国 

  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职务,长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新华颂》、 

   《蔡文姬》、《武则天》等诗文和著作。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 

  林国际奖。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 

  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 

  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2)《女神》及其他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其中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尤为突出,对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 

  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包括1916 

  年至1921年的诗作。《女神》共分三部分,每部分都受到外国诗人的不同影 

  响。第一辑收三首诗剧,受歌德影响较多;第二辑是《女神》精华所在,受 

  惠特曼影响很大;第三辑受泰戈尔影响。其中惠特曼对郭沫若产生的巨大魅 

  力,就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 

  套都摆脱干净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好合拍。 

   《草叶集》雄浑、豪放的气势振撼着郭沫若的心灵,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 

  欲又受到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能感到诗兴的猛袭。“五四”运动的 

  爆发,使郭沫若找到了抒发个人和民族愤恨的机会,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 

  希望,便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出来,融入到“五四”运动的大洪流中去。 

  于是,《女神》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郭沫若说:“五四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 

  我的爱人一样。” (《创造十年》)。在《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 

  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他 

  心爱的“年青女郎”勾勒新颜,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即使变成灰烬也 

  在所不惜。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诉衷肠: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34 页,唐彛鞅啵嗣裎难С霭嫔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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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女神之 

再生》取村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揭示的主题便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 

世界,表达了诗人对旧社会的批判、揭露,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 

神》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女神》中的诗作,处处通过抒情来表现鲜明的自 

我特色,有一些诗篇,更是直接唱出了自我的颂歌。如在《天狗》中,诗人 

把自我比作“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 

地飞跑”,称自我“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在《梅花树下的醉歌》篇中, 

诗人公开宣称“我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 

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当然,诗人所歌唱的自我不是那种忧伤颓废、 

孤芳自赏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 

      《女神》中还有许多诗是对劳动、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歌颂以及对大自 

然的赞美。如《三个泛神论者》和《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等。在 

 《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 

 “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斯”。在《光海》中,他讴歌自然, 

赞美自然,能够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 

调”。对劳动者的歌颂、对大自然的赞美使郭沫若的诗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篇章。它没有固定 

的格律和形式,连韵脚也不押,但诗的内在旋律和诗人的感情节拍是一致的, 

那些重叠反复的诗行表达了诗人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使读者受到感 

染。除自由体诗外,《女神》中还有一部分谨严的格律诗。如五言诗形式的 

诗剧《棠棣之花》等等。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奇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 

激昂的旋律,使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新风。 

     发表于1923年的《星空》和1928年的《前茅》也是郭沫若的两部重要 

诗集。 

      《星空》中所收诗歌均为1921至1922年在日本和上海所作。此时国内 

政局混乱,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处在极端矛盾之中,诗中便常常流露出虚无主 

义情绪,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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