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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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善和皈依宗教，那么，让其他人也就是其他新教徒也接受上述这一大堆价值观，便不会特别困难。凡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皈依的人，都不难看出新教徒模型的意义。科学的实质和符号或多或少与信仰的实质和符号相同，这就表明它们并不特别难懂。有用知识哲学
19世纪的美国人关于自然界知识的第二种看法，是把那些知识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和技术。按照那种看法，知识不过是开启一片广袤大陆自然资源的那把钥匙。它能使个人致富，为民众造福。因此，这样的知识还能保证美国自给自足，使欧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无事可做。进步、民主和独立，这些都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结下的果实。
早期美国人关于自然资源及其作用的想法，曾受到这片新大陆地理学的重大影响。大陆赐给的财富如此之多，而且遍地皆是，这些来自欧洲的美国人，本来人口就不多，很快便疏散开来，到大西洋沿岸，到边疆，到边疆之外，各自寻找资源。处在那样的环境，个人、家庭和居住在同一地方人数很少的人群，必须高度自给自足，根本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当时必须是非专业化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要掌握那些知识。同时，那些知识还必须有用，首先要保证生存，然后才是发财致富。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其他少数美国人持有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属于那种关于科学的启蒙运动的看法。按照他们的观点，有用的知识必须服从一个增进智力的更大的计划。物质增加固然是好，但道德的进步更重要，而且前者必定能通过显示人类理性带来的好处而推进后者。在杰弗逊时代，赞同那种启蒙运动观点的人是多还是少，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现在分为两派。我认为当时赞同的人很少。
事实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那种观点就差不多销声匿迹，让位给一种认为进步就是物质增加，而且因为没有哲学包袱而不难理解的朴素看法。〃到1830年，在美国，已经无法躲避那种关于科学的极其实用主义的观点。〃当时，〃有用的技艺〃和〃机械技能〃，就是关于自然界知识的最普遍的称呼。那时候，像〃科学〃和〃技术〃这类名词，尚不具有它们如今的含义。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曾是那种有用知识观点的两位主要鼓吹者。休果·梅尔（Hugo Meier）、乔治·丹尼尔斯（George Daniels）和利奥·马克斯（Leo Marx）指出，对于那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当时就有人怀疑和表示担心，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awthorne）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人。不过，直到近代以前，他们都属于极少数。那种有用知识哲学在19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关于知识产生进步，据认为有四种表现形式。
1。 有用知识在使得个人致富的同时，也使个人获得自由。
例如，有用知识能够使农民、机械师和商人富足起来，便不至于受雇于人或者向别人借债。由于这个缘故，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水晶宫博览会上，一位美国代表把展示的美国发明说成是〃证明了一个自由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机智、勤劳和能力，……我们展示的是建立在民族勤劳基础之上的纯粹民主政治的成果〃。前不久，尤金·弗格森（Eugene Ferguson）指出，由当时〃美国涉及技术的有关记述中浪漫主义的……情调越来越浓〃来看，当时技术导致的民主后果之一，是提高了机械师的地位。梅尔还把当时出现的一种致力于歌颂技术的新的新闻活动说成是〃一种可尊敬的高尚职业〃。
2。技术通过成批生产出大量商品提高了全人口的生活水平。在整个19世纪，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眼见得为最大数目的人提供了最大的好处：改进了交通，扩大了通讯，减轻了劳动，以及改造了荒地〃。在1853年，当时就有一位叫做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人自豪地写道：〃我们已经把勤劳和技能的令人赞叹的美妙成果全都普及化了。〃他又说：〃我们已经使它们成为人民所共有。……我们已经使得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生活方式的那些手段和用具变得平民化了。〃当塞缪尔·科尔特（Samuel Colt）说：〃没有什么东西机器造不出来〃时，他忠实地既反映出当时美国人认为进步也可以成批制造出来的那种乐观情绪，也反映出只从物质方面来理解进步的那种缺乏远见。
3。有用知识的成果可以使美国在经济上不依附外国而取得独立。就像一个能干的人要自立，有志气的国家也要如此。至少，一个在欧洲那些助产士帮助下由大不列颠双亲产下的年轻国家，在它渴望凭借自己独自的历史和经济来取得世界对自己认可的时候，看来会是这样。何况，美国人当时已经懂得，不管愿意不愿意，卷入像拿破仑战争那样的欧洲祸事当中，绝无好处。既然美国大陆提供了必要的土地、水、植物群和动物群所有这一切（至少看起来如此），既然有用的知识又提供了充分利用那些资源的手段，那么，美国人就可以不要去管欧洲的那些事情，轻松愉快地独自追求进步。
4。有用知识的精神可以使美国在智力上不依附外国而取得独立。
长期以来，美国人思考问题有一个顽固的定式，即〃旧世界〃的风气，若另无证据，必定是败坏的。因此，美国的风气应该与旧世界的风气针锋相对。在欧洲，对于自然界的强烈好奇心据信是富人的一种奢侈，而且充满哲学味；在美国，这种好奇心则必须是劳动者的一种手段，必须明白无误地有用。欧洲人思维，意味着产生一些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的抽象原理；美国人思维，则必须解决一些当前的现实问题。前者组织严密，分有等级，有时还有集中；后者却相当平等，或者说根本不可能集中，以至于对于大多数工程师、机械师和发明者来说，大学和研究院简直毫无意义。
亚历克西斯·德·托奎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4年对美国人独一无二的智力风气的观察非常准确，而且解释也相当出色。他写道：一个民主国家（指美国）的公民并非〃天生漠视科学……（不过，）他们把培养（科学修养）摆在他们自己的时尚之后，从而把他们独有的天性和缺点也带进这个工作之中〃。他们的这些性格特点包括：〃尝试当前的和现实的东西，藐视传统〃；不信任〃不着边际的推测〃；〃既不愿意长时间困在学校的教室里听那些絮叨（引文如此），也不愿意为赚取银币而说大话〃，他们宁愿〃说大实话〃来表达思想。
关于美国人偏爱有用知识，托奎维尔向我们描述了如下一幅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的图景：在美国，人们对科学的纯粹实用部分的了解，令人钦佩；对于理论中即刻能应用的部分，也十分关注。在这一方面，美国人的头脑总是显得十分清醒，不墨守陈规，有独到见解和富有创造性。然而，在美国，却罕见有人献身于人类知识中基本上属于理论和抽象范畴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超过了我以为在所有民族中（也许轻一些）都能发现的一种倾向……高层次科学或科学提高部门的文化特别需要冥思苦想，而这种民主社会结构却恰恰最不适合进行冥思苦想。
有用知识哲学与新教徒模型，细节内容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这两种科学和自然观却共同具有两个至关紧要的特点。首先，这两种理论都把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当作一个更大的追求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和谐地与普通的美国文化保持一致。第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实质与其符号之间的联系，便十分简单和直接。新教徒模型使得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成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实践，因而产生出虔诚的博物学家一类符号。有用知识哲学把科学与繁荣、民主和独立联系起来，以机器、各种小机件和个人的物质拥有作为那些美好事物的象征。因此，这两种对科学和自然界的认识，每一种都为研究自然界提供了清楚而简单的理论基础，得以使这样的研究方法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以此来评价博物学家、工程师、机械师和发明家的贡献。欧洲科学研究精神
对于自然界的第三种看法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模型。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美国，那种看法只是勉强被承认。按照这种模型，世俗价值、理性主义的思考和唯物主义的解释被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那些方法和知识。此外，启蒙运动模型还提倡为科学的科学，而不必有别的正当理由。这样一来，科学的意义便不是为了宗教，具体说来，就与研究自然的那种新教徒理由无关。
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启蒙运动哲学，其中包括有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有用知识及其带来的物质利益全都属于这种欧洲科学研究精神的合乎情理的成果。然而，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许许多多实践这一科学传统的人，尤其是在德国的那些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为科学的科学上，有用知识反倒像是成了毒害他们工作精神的一种精神毒药。于是，按照这种研究精神工作风格从事的科学，便开始被说成是〃纯粹的〃、〃基础的〃、〃抽象的〃、〃提高的〃或者〃理论的〃科学。这些名词，直到今天仍按其原意在使用。
托奎维尔在惋惜美国人缺乏较高智力生活的同时，认为美国人可以看看在英国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是怎样工作的，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必亲自劳神费力，同样也能享用到这些精英创造的财富〃。果真如此，那么，当托奎维尔同时代的美国人决定不再把他们思考的任务托付给原来的宗主国的同时，那种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就开始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他们到欧洲寻找那种启蒙运动式的科学，找到以后，再把它带回本国培植。
第一步，是学会在欧洲大学中研究科学、机器和工程的经验。从大约1790年到1820年，巴黎是欧洲在那些领域里最好的学术中心。在那里的学生汲取了欧洲理性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大量的自然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多几条抽象的法则，最好是用数学方程来加以表述。一位在理性上与法国的知识结构和谐一致的科学家，于是便能够通过把少数抽象原理结合在一起，充分地利用大量的科学信息。来自欧洲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德国大学中的实验科学文化。在这种德国工作方式中，人们可以不仅限于把已知的现象纳入自然法则，科学家可以在有控制的条件下模拟自然界的选定部分而操纵事件，从而发现许许多多新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中叶以前，德国的这种发现现象的方法便取代法国方法，而成为当时最有威望的科学形式。比起德国科学家作出的那一项项发现来，更重要得多的是建立起这种发现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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