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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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的抗争中，「计划派」中又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市场派」中方分成激进派和稳进派。其实从朱熔基的经济思想来看，至少他在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属于「市场派」，而是属于「计划派」中的开明派。
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么朱熔基后来被提名担任上海市市长，能够被中共高层改革和保守两派人物双双接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至于为什么已经内定朱熔基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共十三天上，却仅仅给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干部透露说：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论家邓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之后，外界纷纷猜测其它几位落选者是谁。八八年四月以后，人们看到朱熔基当了上海市长，就误以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落选者之一。
持这种分析者的根据是，按照惯例，中共的直辖市政府第一把手，不应该仅仅安排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十三大上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见中共高层对三个直辖市领导人员有着特别的重视。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十三大之前，仅把朱熔基安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至于中共仅仅安排朱熔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这位人士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朱熔基并没有进一步提携的想法。根据他的年龄，从八八年当一届市长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换届时，正好六十五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规定中的部级领导的年龄上限。所以，既然只担任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党内职务安排成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都关系不大。
结果，因为当时这一安排，导致四年后朱熔基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从九一年四月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半时间里，朱熔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职务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会议，但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熔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于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么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
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于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干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
朱熔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熔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
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熔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熔基自然就更不服气。
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熔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于郝建秀，朱熔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而中共十三大以后，朱熔基虽然跻身于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熔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熔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
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熔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后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熔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熔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
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
朱熔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熔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熔基说：朱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象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后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么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么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熔基、陈希同等靠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靠，至少实际控制着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什么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于「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着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靠、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熔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熔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
无论朱熔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么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于朱熔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熔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熔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
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着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
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江泽民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熔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后，再于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
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后开始的，朱熔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熔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熔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熔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熔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藉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熔基，也必须同意由朱熔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后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后，江泽民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熔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后，朱熔基再次取得了同江泽民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么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后呢？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