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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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后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
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后头。
第五章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朱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后，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熔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
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后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后于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于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
朱熔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于中共最高权力阶层。一九八八年三月，朱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熔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后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么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熔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熔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熔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熔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江泽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后，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后，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于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于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熔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
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熔基，心里比谁都明白，靠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
朱熔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给了我们很好的方针，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又给了我们政策，自行财政包干及扩大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中央还给了上海很大优惠，给上海让了利。对上海让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这说明中央对上海的极大关怀和支持。让的利估计三年可达几十个亿，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备条件振兴自己的经济。对于上海人民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来总揽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种思想情绪：老大自居情绪、埋怨委屈情绪、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了这三种情绪后，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风的日于就快来到了。
两面作秀
「内秀」被充分表现之后，朱熔基还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为场里还有大量的西方及港台记者对他寄予浓厚的兴趣。所以，他趁机为自己将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经济工作，大做了一番商业投资广告。
他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国和港澳台记者朋友们能帮助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正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吸引外资。中央和国务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资一百到二百亿美元，目前仅十八亿，还要增加十倍。我们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来处理外商投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非常热情地希望外国的企业家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到上海来投资。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上海的投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外资到上海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他说：「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朱熔基的这一番表现，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传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报导，「出席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朱熔基对中外记者说：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总揽全局，上海重振雄风的一页就将揭开。」
事后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只是个表决机器，各地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熔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
（由国务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荣膺上海市市长拉了选票。
这位记者又评论说：通过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诚，虽然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作秀的本领。
这位记者又评价说：朱熔基的精明，还表现在作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留番「后手」。而这个留后手的办法，就是讲足他在未来工作中将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作没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谅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则又反衬出他的劳苦功高。
讲足困难为将来的功劳作铺垫
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地强调上海工作的困难。他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近几年不仅低于广东省，而且是全国倒数第一，这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其它一些原因。
首先，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就越来越不适应，上海主要是加工工业城市，原材料过左百分之八十靠国家计划调拨，现在不行了，国家调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价格普遍小涨，因此发展速度就上不去，财政也就不断「滑坡」，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
另外一点，上海过去的财政是跟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为了支持全国，支持兄弟省市，建国以来上海共上缴财政四千亿，确实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发展。
朱熔基在为上海人发出上述牢骚时，毫无疑间能够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级党政干部的强烈共呜。但是，朱熔基在这样的场合，并不敢说出上海当时从全国老大变成全国倒数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历史原因也有其它一些原因」隐去他内心的苦衷。
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当时的落后，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将上海做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改革大趋势，进行垂死抗争的结果。
经济形势是如此，政治形势则更加险恶。自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着以芮杏文（市委书记）为首的「市委派」和以江泽民为首的「政府派」，两派剑拔弩张，争斗十分激烈。由于争斗双方都不愿向对方低头，中共高层只好采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调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一下来，原先地位低于芮杏文的江泽民，成了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则只是个比政治局委员低半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自然很不服气。但据传说，就是这种安排也是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了摆平关系，忍痛牺牲亲信鲍彤的结果，他把原先内定安排鲍彤出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让给了芮杏文。
十三届一中全会开过后，江泽民立刻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
而原属于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干将们，一夜之闲即倾巢倒向江泽民一边，效忠电话和效忠信接二连三，使得江泽民一时志得意满，政治野心恶性膨胀。
如此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形势，使得朱熔基还没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信任危机」。
危机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熔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熔基与江泽民等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熔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给他们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
较精明一点的上海人则会透过芮杏文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事，理解到朱熔基是中央派来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说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熔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熔基，面对此情此景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
干部会议结束后，朱熔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来上海前对上海的困难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现在越来越感到任务艰巨」。不过虽然心里叫苦，在公众面前，他还是强调「既然来了，就要鞠躬尽瘁，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朱熔基在正式选举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