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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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探索。后来的“白洋淀诗派”则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试举岳重与多多的两段诗为例：……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岳重《三月和末日》虚无，从接过吻的嘴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着杀虫剂──多多《青春》这些诗从意象到情绪，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其语义可能与西方现代主义有所差别，也许要还原到中国“文革”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比如，同样表达一种冷漠、虚无、价值失落的情绪，中国青年一代的幻灭感直接来自于文革这样的革命乌托邦破灭后形成的价值真空，由此导致的是的对人性、文明等等的呼唤，这与西方现代主义直接起源于对人性、文明等等的质疑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待展开，在此之前，还难以对之下一断语。除此之外，“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也在“文革”中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北岛写于1976年的《回答》，因为代表了青年一代的声音，在“文革”后很受人们注目。在比较精制的诗歌探索之外，当时在各地知青中还广泛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知青命运歌”，它们反映了知青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被迫将“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度过天职”（《南京知青命运歌》）的不满与心酸。这些歌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文革中潜在写作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较著名的有毕汝协的《九级浪》、佚名作者写的《逃亡》、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即北岛）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等作品。《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流传很广，并导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狱，其主要成就在于把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对知识分子的歌颂以及爱国主义的主题融合了起来，这对正统文艺的清规戒律是一次很大胆的触犯。赵振开的《波动》以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勾勒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知青中绝望与希望两种心态的描写，就其语言的精警、感觉的强烈敏锐、象征手法的圆熟、人物意识的准确流动以及多角度叙述的成功来说，它无疑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由于环境的恶劣，潜在写作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10由于这个原因，它上承新文化传统，下启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以伤痕文学、知青小说为代表的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潮流，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等等。作为一种存亡绝续的存在，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老作家的秘密创作：
《缘缘堂续笔》丰之恺的《缘缘堂续笔》11是作家在1971至1973年间利用凌晨时分偷偷写成的。在一个举国狂乱的大浩劫年代，这些散文疏离于时代共名之处而保持了作家平和的风格，在对旧人旧事与生活琐事的满怀兴致的记忆与书写之中，它们体现了作家的生存智慧，并由此流露出在喧嚣与混乱之中人性的生趣与光辉。在《暂时脱离尘世》中，他引用夏目嗽石的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12大体说来，这段话可以概括《续笔》的创作特点。“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并不是意味着否定生命与脱离人生，像一般人对佛教所理解的那样（丰子恺是著名的居士），而是意味着远离时代的喧嚣与疯狂，把目光投向虽然细小却真正代表了人生的真趣的小人物与小事情。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倒是一些微小事物，如“儿童游戏”与“西湖风物”之类，让人萦心注目。所以在《续笔》之中，他津津乐道的或者是“吃酒”、“酒令”、“食肉”之类琐屑之事，或者是“牛女”、“清明”、“酆都”、“塘栖”之类的时令风物，或者是“癞六伯”、“五爹爹”、“王囡囡”、“阿庆”之类的市井细民，或者干脆就叫做“琐记”，在这些小人小事之中，他发现了人生的真趣味。以《吃酒》为例，文章记取不同情况下喝酒之四事，以记述喝酒之因缘，“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添。正是‘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旧时喝酒之种种情事，对于别人来说，其实也不见得多麽有趣，可在作家心中与笔下，这些旧事种种，因为记取了几个“酒徒”的真性情，也体现了作家自己的真趣味，所以写得分外细腻生动。以其中吃酒的两种情景为例，一是与老黄在日本江之岛就“壶烧”吃日本黄酒的往事（壶烧是一种大螺，烧杀取肉切碎，再加调味品放入壳中，作为佐酒佳品），在美景入画之处，吃着美酒“佳肴”，“三杯下肚，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另一种情景在杭州西湖之畔，偶遇一钓虾之人，颇有隐士之风，与世无争，悠然自得。他每次只钓三四只大虾，在开水里浸过之后下酒，“一只虾要吃很久，有此可知这人是个酒徒”，“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在丰子恺的笔下，浸透了一种对人生平和而亲切的真性情，这种真情表面看是一点也不伟大的，可是它却没有丝毫伪饰，在一个充满了虚假与夸张的革命激情的年代，这种平和的声音代表了人性的声音。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特别欣赏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癞六伯》、《阿庆》中的两个人物，就是这样的代表。癞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自得其乐”，每日做完生意，就在席棚低下从容不迫地吃时酒，这种酒“醉得很透，醒得很快”，喝到饱和程度，就在桥上骂人，“旁人久已看惯，不当一回事。……似乎一种自然现象，仿佛鸡啼之类。”他家中环堵萧然，别无长物，却很好客，而且不乏生活的乐趣，墙上贴了几张年画，竹园里“有许多支竹，一群鸡，还种着些菜”，自得其乐，很可羡慕，仿佛羲皇上人。阿庆也是这样孑然一身而能自得其乐的人，他以打柴为生，唯一的生活乐趣是拉胡琴，“皓月当空，万籁无声。阿庆就在此时大显身手。琴声婉转悠扬，引人入胜。……中国的胡琴，构造比小提琴简单得多，但阿庆演奏起来，效果不亚于小提琴，这完全是心灵手巧的缘故。”阿庆胜似癞六伯之处，在于他有一种精神寄托，“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见音乐感人之深，又可见精神生活有时可以取代物质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者，亦犹是也。”作家之欣赏这些小人物，就因为他们身上这种对自在的生命的欣赏以及自发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作家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智慧有相通之处。这种智慧具体说来就是达观以及知命。在《放焰口》中，他由《瑜伽焰口施食》的悲哀的文辞引发议论说：“读了这些文辞，慨叹人生不论贵贱贫富、善恶贤愚，都免不了无常之恸。然亦不须忧恸。曹子建说得好：‘惊风飘白日，光景逝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在明白了人生的“无常”之后，不是陷于绝望、疯狂，而是以平和的心态继续生活于人间，决不象俗人那样执迷，但对人间却仍然保留一种平和的爱恋，这种智慧是典型的东方智慧，所谓“入世出世间，不离世间觉”。由于有这种达观与知命的智慧，作家才能在那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既没有混同在时代的喧嚣之中，也没有因连绵而来的批判的冲击而晕头转向，而依然能保持头脑冷静、灵台明澈，保持不为物役的独立品格，在自己心灵之中，保持了一块人性的绿洲。可是在这种个人的生存智慧之外，他有时也不禁发出对疯狂时代的轻蔑与不屑：“今世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象人，倒象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不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他说“我觉得这种人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舒服的、营养的。”在一个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年代，丰子恺的这种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表面上看来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且其声音之微弱渺小在时代“高亢”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歌”声中几乎被淹没，可是正是这种微弱的声音代表了人性与良心的存在。正是在这方面，《续笔》显示出其意义深远。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压抑中的生命喷发与现代智慧：
《半棵树》与《神的变形》诗人牛汉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失去创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发起了他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牛汉40年代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反抗的火力，而写于1970年到1976年的几十首诗歌，如名诗《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则大部分属于他所谓的“情境诗”，这些诗歌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在内里则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
